4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圆桌会议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关系特点、趋势展望等话题展开了研讨。

　　“美国焦虑感越来越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分析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战略的演变逻辑。他认为，中美关系发展以长线眼光来看有其内在规律。特朗普对华并不是“什么都不确定”，他的对华政策虽带有个人特色和此届政府的特色，但却是从美国长期对华战略中演变出来的，具有“框架性特征”。

　　“克林顿政府时期奉行对华‘接触’战略，通过接触来塑造对中国的影响力；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美国对华战略变成了‘接触加防范’；奥巴马政府时期演变为‘接触加规制’，即通过国际制度来限制、规范，进而制衡中国。”达巍说，“这个逻辑线的变化表现出了三个特点：第一，面对日益强大又独立自主的中国，美国焦虑感越来越强。第二，美国逐渐从自身利益而非从‘塑造中国’的角度出发看待中美关系。第三，中美关系发展具有越来越强的内生动力，包括经贸关系依存、人文交流迅速增加，以及在外交问题、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增多等。”

　　达巍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是在这一框架下做出的。“互惠”、“对等”是他对华政策中的热词，他倾向于以结果导向的方式实现中美在各个领域的互惠交往，以“交易型”行为方式追求中美关系“对等”。

　　互利共赢是双边共同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左希迎认为，近年来，美国外交战略面临两大考验：一是以恐怖主义和暴力组织为代表的边缘力量对美国权力的侵蚀；二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先后卷入了数场海外战争，消耗大量精力，陷入整体战略失衡的窘境。因此，奥巴马政府时期倾向于战略纠偏，试图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安全秩序。而现在特朗普回归到“凯南传统”和“基辛格传统”的外交布局，表现出务实外交、更加注重军事力量建设、倾向权力政治、喜好通过利益挂钩来解决外交问题的特征。

　　以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为例，左希迎分析，以实力为基础、注重外交谈判、轻意识形态是他亚太政策的特征。对盟友进行战略再保证、追求与亚太盟友之间的防务均衡、展开大国竞争和大国协调是他亚太政策的三大支柱。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陈定定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呈复合相互依赖之势，务实地发展互利共赢双边关系是共同需求。中国仍然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而特朗普政府正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他的竞选许诺——“美国优先”的说法以及种种保守主义倾向，均是围绕重振国内实体经济、解决就业等发展问题展开。

　　客观认识中美关系方向

　　与会学者分析，现今国内对美国研究部分呈现新古典现实主义特征，即关注单位因素对体系层次的塑造作用，多为对特朗普的性格特征、心理变化等展开的探讨。事实上，尽管特朗普表现出了鲜明的性格特征，但也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施政过程中，“美国优先”准则不会改变，他会在这一准则基础上，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排序、调整。

　　陈定定表示，应观察美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成本的变化，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关心特朗普背后整个美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从国际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面分析中美关系走向，将这三个层面既作为自变量，也作为因变量，组合分析后可以得出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相对客观的认识。”陈定定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表示，虽然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但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相比有很大不同。不适宜直接将“两极”权力结构的现实主义视角应用于现在的中美关系。应当具体分析两国之间互动的内涵和方式，发现中美关系的独特之处和互动之道。这将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