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举办主题为“亚洲的亚洲研究”（Asia Studies in Asia）年度圆桌讨论。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亚洲研究的主流是站在“域外”的角度，即从欧美的角度考察亚洲。但随着东西方交流越来越多，以及亚洲国家形势变化，如何重新审视“亚洲研究”，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西方叙事占据亚洲研究主流

　　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表示，在美国，地区研究被认为是二战和冷战的产物，学科成立目的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地区研究在发展演进中，加入了更多学术思考，燕京学社就承载了这样的使命。裴宜理引用乔治·查斯在1928年对哈佛燕京学社使命的描述：燕京学社的成立旨在促进中美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鼓励中国人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他们自己高度发达的文明，并向西方介绍他们的文明。

　　中国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教授张隆溪表示，“事实上，亚洲研究是亚洲之外的学者从外部来考察、研究亚洲的学科，而不是亚洲学者研究自己的传统。”目前国际上主要的亚洲研究期刊，也都是英文刊物。

　　韩国延世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副教授朴炯智表示，韩国的亚洲研究主要包括对韩国和中国的研究，对日本的研究长时间空缺，延世大学没有日本系。朴炯智表示，韩国学界认为当下的使命是基于亚洲传统，开拓自己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为亚洲研究作出贡献，挑战由西方主导的理论视域。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表示，中国更多的是用国别或者次地区来界定亚洲研究领域，如日本研究、中东研究、南亚研究等，基本不会用“亚洲研究”这样一个宽泛的名称。他提到，中国的地区研究包括亚洲研究存在不平衡问题，如倾向于研究发达国家、研究经济问题等。如何将具有多样性的亚洲置于全球背景下考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跨境”视角打破研究壁垒

　　在讨论中，学者多次强调“跨境”（border crossing）是当下时代的一个特征。张隆溪表示，由于传统主流的亚洲研究起源于欧美，研究主要基于外部视角，强调欧洲与亚洲的不同、亚洲的异域风情等。虽然从“域外”角度考察，比较研究似乎是必然的，但张隆溪认为，并不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的看法，相同的语言也会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因此，对于亚洲研究不应该有“内”、“外”之别。特别是现在人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东西分界的时代，而是一个“跨境”时代，学术研究应该进行融合而不是分界。对于那些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教育，并且频繁穿梭于东西方国家间的学者来说，很难界定他们是“域外者”还是“域内者”。张隆溪认为，学者“需要搭建桥梁，冲破那堵分界的墙，最好的学者可以推动边界、超越边界”。

　　张隆溪对本报记者表示，亚洲学者需要有自己的视角，但不等于不需要了解“外部”的文献。要真正做好研究，就要打破“内部”与“外部”的壁垒，了解对方的文献，才能真正看清楚其真面目。

　　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荣休教授平野健一郎提出，民众的“跨境”交流正在改变原有的地区研究模式。他认为，随着亚洲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增多，地区研究专家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如之前只有专家才能进入目标国进行调研。这种特权随着各国外交关系的建立、经济贸易的增多，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相反，民众甚至可以获得更直接的资料。他表示，日本研究从来没有被列入日本学界的亚洲研究中，缺失了比较研究以及整体宏观研究的视角。因此，应该将日本研究纳入日本学界的亚洲研究范围。他表示，亚洲研究是为了让亚洲人民通过了解各国文化与社会，相互沟通，实现和平与福祉。

　　“英语霸权”制约学者研究思维

　　研究亚洲问题该用什么语言，英语还是亚洲本土语言？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美国或欧洲国家的汉学教育很多是用英文授课；2014年北京大学设立的燕京学堂，以全英文讲授汉学。很多人质疑，既是汉学，为什么用英文讲授？也有人提出，既是研究汉学，为什么一定要有用英文发表的成果？

　　张隆溪认为，用英文写作，特别是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者来说，必定会影响他们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如果使用英语而非本土语言进行研究，很难及时跟踪当地国的发展动态，而且难以引起当地国读者的兴趣。但是，也有学者表示，挑战“英语霸权”并不容易。

　　（本报波士顿3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