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从英国历史经验来看，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来保护经济的做法并不合理。而相反的是，自1600年以来，在健康和社会福利领域的投资对于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该成果于12月3日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上，吸引了英国学界对于经济发展和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关系的再度关注。

　　抛弃社保经济停滞

　　剑桥大学历史与公共政策教授西蒙·什雷特尔（Simon Szreter）等学者通过对历史记录的研究发现，虽然有不少观点认为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福利型国家，但早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16世纪下半叶）英国就已经出现了福利制度，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福利制度的雏形。什雷特尔的团队考察了英国1598—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济贫法》规定每一个国王的臣民都拥有被救济的权利，要求以地方部分税收作为济贫的资金。研究人员认为，法令的这部分内容不仅标志着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出现，而且缓解了养老压力，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城市的发展和英国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在食品价格上涨时，《济贫法》保障了穷人的购买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需求。1600—1800年间，尽管英国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其社会和经济却持续繁荣。一些衡量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比如人口预期寿命等也得到了提高。

　　研究团队发现，当社会保障的原则被抛弃之后，经济发展也会停滞不前。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通过后，穷人得到社会保障的条件变得更加严苛，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类举措能够提振经济。实际上，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870年之后开始落后于竞争对手，直到1950年以后才逐渐赶超。对此，研究团队表示：“穷人和富人的利益并不总是处于零和游戏中，对人力和社会资本投资可以增加经济增长机会，巩固社会安全。”

　　削减福利并非减负

　　该研究团队的结论与近年来英国政界对于社会福利的见解恰好相反。英国公共政策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全民医疗保险和福利方面的公共开支对于发展创新型经济来说是一个负担。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表示：“只有一个强大的经济才能支撑一个强大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一些学者认为，现任首相特雷莎·梅的政策也趋向于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前任首席执行官迈克·法拉尔（Mike Farrar）提出：“除非从根本上重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否则该系统将不可持续。”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医学总监布鲁斯·吉奥教授（Prof Sir Bruce Keogh）表示：“如果未来该系统没有重大改革的话，将面临在财力物力上难以为继的风险，其完全依赖纳税人的税金运行的模式也将受到挑战。”

　　二战后，由富裕国家为其国民提供的普遍社会福利制度已经被多数现代福利国家所采用。但是由于近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加大，因而在学界存在着一种假定，认为普遍社会福利制度在当下已经成为成本越来越高的“奢侈品”。根据这个假定，如果经济增长低迷的话，政府就应该积极地对这种“奢侈品”作出调整。对此，什雷特尔表示：“将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供给对立起来的观念应该结束了。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供给看起来是相辅相成的。”他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福利非但没有扼杀英国经济，反而有助于英国在1600—1800年间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剑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员安·露易丝·金蒙斯（Ann Louise Kinmonth）表示：“（历史上）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削减福利这种做法可以带来实际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