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史的奠基人高觉敷于1985年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被认为是中国心理学史的奠基之作。在该书编写过程中，编委会成员讨论了很多问题，最终形成一致性意见，即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没有像西方心理学那样比较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国内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研究者对此依然持认同意见。大家普遍承认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心理学思想，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本文探讨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性思维为基础，筑建中国心理学或心理学的中国模式的可能性。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心理学的中国模式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庚款留美”。“庚子之乱”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了很多钱。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并建议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或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早期的中国心理学大家多半是那时赴美留学回来的。西方心理学从那时起传入中国，中国心理学也是从那时开始发展的。1917年，陈大齐等人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被认为是中国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但陈大齐本人不是留美学生，而是去的日本。
赴美留学的那批人回国后，开始建立中国的心理学实验室，开展心理学教学活动，对西方心理学进行介绍、检验和应用，也被称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事实上，国内心理学目前做的主要还是这样一类工作，而尚未筑建出中国心理学或心理学的中国模式。“心理学的中国模式”是指由中国人自己创建、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能够与西方心理学并论和比较的一套完整的心理学概念、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和大陆有一些心理学家以“应该把中国人当中国人来研究”作为口号，致力于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曾一度发展成为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但遗憾的是并未形成完整或统一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体系。这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问题在于，虽然研究的是中国文化情境中的人情、面子、孝道、忠恕、中庸等问题，但在其方法、理论特别是底层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仍保留了西方文化的个体理性主义，因此其所谓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并不彻底。
心理学本土化运动40年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筑建心理学的中国模式必须下沉到最基础的方法论层面，形成包括方法论、学科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各种心理学实践应用在内的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对应于西方心理学的个体理性主义，中国心理学的典型特征应该是关系性思维。西方心理学有一套完整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包括知、情、意、行，过程心理和个性心理，感知、记忆、思维等。中国心理学也需要建立一套概念体系，并将中国人的面子、人情、忠孝等从概念发展成为理论，探索以中国文化解释心理现象和解决人的心理问题的方法，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与实践。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性关系时，在理解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方面，在对人的生命发展历程的解释中，心理学需要更多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有关人的心理的观念和理论，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筑建心理学的中国模式。
西方心理学的问题与内部变革
1879年，冯特在德国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有些人认为，冯特从一开始就把心理学带偏了，使用实验或测量的方式，或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哲学或精神问题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事实上，冯特把人的心理分成了与生理相关的基本心理和与文化相关的高级心理，并在其晚年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只是据1980年公开发表的一份调查资料反映，“90年来，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发表的文章对冯特所有著作的引用中，对《民族心理学》的引用占比不到4%，而对《生理心理学原理》的引用却高达61%”。
西方心理学的问题首先在于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适配性。正如有人批评现代心理学是在用一把有固定刻度的尺丈量有弹性的布，或用一座停摆的钟计算持续流淌的时间。西方心理学内部也一直在反思，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早期的学科反省和内部调整来自主流心理学，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行为主义提出，既然人的心理是一个黑箱，不可观察，也没法测量，不如干脆就不研究人的内在心理，只研究可以观察的外显行为。所以，行为主义又被称为“没有心理的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行为主义一直占据着西方心理学的主导地位。
然而，心理学不研究心理终究也是个问题，这就为认知主义取代行为主义提供了契机。但认知主义同样也有它的问题。人的心理是整体性的，不可能像自然界的物质那样被截然分割。首先，认知并不是人的心理生活的全部，人还有情感、意志等，而且知、情、意、行分不开。认知过程包括感知、记忆、思维等，感知和记忆分不开，记忆的识记环节就是感知。思维难道不包含记忆吗？信念和动机、获得感和满意感、爱和喜欢能够清楚地区分吗？其次，仅仅用神经系统的功能或机制来解释人的认知也有问题，至少是不够的。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作为主流心理学，又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一势力”，它们试图在学科内部做出调整，但并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在主流心理学之外还有两个旁系或侧支，一支是以弗洛伊德、荣格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二势力”，其方法论是阐释学；另一支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基于现象学方法论，是心理学中的“第三势力”。在主客体关系上，以狄尔泰、伽达默尔、保罗·利科等为代表的阐释学走向与经验实证主义相反的方向。阐释学认为，实证主义心理学所标榜的价值中立不可能实现，一切描述或研究结果都带有解释的性质。而由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则试图弥合阐释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分歧，主张超越主客二元思维，回归日常生活世界。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通信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人本身也在变，后现代文化开始兴起。社会建构论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或方法论基础，肇始于对现代心理学的批判。这场批判一直持续了20多年，之后又经历了长达20年的重建工作。社会建构论的批判不只针对主流心理学，也包括阐释学和现象学在内，是对现代心理学三大方法论的全面覆盖。在社会建构论看来，作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经验实证主义、阐释学和现象学共同基于一个前提，就是把人理解为独立的、有界的、实体性的存在。即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外部有着清晰的边界。不仅如此，个体心理内部的各种构成要素如知、情、意、行乃至不同认知和情感之间也都基于想象被划分成不同单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不同心理的测量、评估和实验。而事实上，人的心理不仅是一个整体，而且是过程性的。这既是现代心理学的根本问题所在，也是现代社会普遍流行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
后现代主义对心理学的重建以关系性自我为核心。“自我”在这里反映了对人与世界关系新的认识，反映了人的本质。现代心理学的“有界自我”基于个体理性，将人和周围世界分开。社会建构论则认为，现代心理学无论是主流心理学、精神分析还是人本主义，都不可能实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针对人的身体或生理边界，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格根创造了滤网或筛子隐喻（the metaphor of sieve）：人的皮肤并不是封闭的铠甲，而是像透气的筛子一样，可以自由呼吸。人与周围人身处同一个时空，呼吸着相同的空气，他们之间其实是没有截然边界的。而对于心理边界，格根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假设我是一本书的作者，对面是读者，我们之间是我写的这本书。现代心理学基于有界自我的假设，我是我，读者是读者，书是书，三者分别是三个独立的实体。其中的问题在于，书虽然是我写的，但我写的那些内容，包括我所有的思想，它们真是“我的”吗？我与读者、与以往的思想者、作者之间的心理边界在哪里？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感知和记忆已通过网络联结成一体，思想和精神无法截流，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截然划分的心理边界。
基于对有界自我的批判，社会建构论吸收了东方文化关系性思维的特点，将视点由独立自我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部分，提出关系性自我理论。其核心观点在于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理性的实体，而是分布于理解、对话、欣赏、合作等关系性过程中。关系性自我理论把个体从有界、独立而封闭的心理孤岛解救出来，试图以关系性过程赋予个体新的生命力和源源不断的活力。
基于关系性思维筑建中国心理学的可能性
筑建心理学的中国模式，需要同时完成以下两方面任务。一是继续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成果。中国心理学要走向世界，被西方心理学家理解、接受和认同，必须使用双方都能够理解的概念和语言，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否则就不可能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参与平等对话。二是要深耕传统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内涵，及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体现，包括对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完成这两个任务，需要在心理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两个领域同时开展工作。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心理学研究是经验实证的，要求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而传统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历史的和思辨的。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创造的概念，心理学与传统文化研究遵循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而修通二者无疑是筑建中国心理学的关键。
“关系性思维”也许能够成为中国心理学建基的“阿基米德点”。不同于西方个体理性主义文化的主客二元思维，关系性思维的特点在于，强调对立面双方相互以对方存在为前提，并始终处在相互转化、相互成就的关系性过程中。关系性思维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定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他律形成对照。西方文化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思维逻辑，如A就是A，A不是非A，没有中间表达。中国人的关系性思维则是一种复杂思维，具有极强的变通性。所谓显空不二，有即是无，无即是有。传统文化的儒道佛三家都具有关系性思维的特征。
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或“致中和”就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心学的开创者、宋代著名哲学家陆九渊说，“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在他之后，王阳明进一步构建了完整的心学体系，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其中，心与物、情与理、知与行、良知与格物彼此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或关系性存在，并始终处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倾向于将事物一分为二，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合二为一，在整体或由对立面构成的动态系统中看待单个事物或事物的不同方面，这便是关系性思维。
道学更是典型的关系性思维。《易经》讲的就是阴阳之间变易、变通、变化的道理。易经中的“爻”作为可以代表世界万物的象征性符号，其字形本身就象征着“关系”，即万事万物相互交联，彼此不能分割的普遍联系性。联系（即关系）随时序而变化，只要把握了一个“时”、一个“位”，即时间和空间，便得了“道”，亦即能预知事物的发展。高觉敷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概括为天人、人禽、形神、性习、知行、心物、情欲、志意、智能、知虑十对范畴。其中的每一对范畴都可以由道家的“阴—阳”这对元范畴推衍出来：两者之间既是分体，又是合体，彼此互为存在（并存），相互转化（共生），动态平衡（和谐）。这些都是关系性思维的体现。
佛学强调缘起性空。关系性思维符合佛教对缘起的定位，即法界缘起，或依他起性。《华严经》说：“一多互摄，重重无尽，因陀罗网。”这里的因陀罗网是指由宝珠结成的网，一颗颗宝珠的光互相辉映，一重一重，无有穷尽，象征着人与人之间乃至万事万物之间相互映照，互为因果，彼此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本质特征。
关系性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与西方心理学的个体理性主义形成对照，体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基于关系性思维筑建心理学的中国模式，并不意味着排斥或放弃西方心理学，东西方两种文化立场可以互补。西方心理学从结构上将人的心理分割成为单元，以满足测量和实验的要求。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性思维则更强调心理元素不可分割的关系性、系统性、动态变化性和过程性特征。后者对于强调个体理性并由此导致过度竞争的现代有界自我或独立个体而言具有重要的心理疗愈作用，对于当代学校教育、组织的发展与变革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对于心理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关系性自我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学取径研究”（22BSH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