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国王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统治者之一，因其擅长智慧地为他人剖析一些难题，而在整个王国中享有盛誉，被人们视为智慧的楷模。尽管所罗门在处理他人事务时展现出智慧，但在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时，他却表现得相当不明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格罗斯曼（Grossmann）和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克罗斯（Kross）将上述现象命名为所罗门悖论，意指相对于解决自我难题，个体更擅长解决他人难题。
何为所罗门悖论
格罗斯曼和克罗斯在人际冲突框架下首次实证验证了所罗门悖论。他们发现，相较于处理自己遭遇的人际冲突（以下简称“自我冲突”），人们在处理他人遭遇的人际冲突（以下简称“他人冲突”）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智慧推理能力。即在处理自我冲突时，个体往往只能关注到自己的立场、观点、需求和利益，难以从不同视角思考问题，也不愿让步和寻求折中方案，还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见，只关注眼前的因果关系和利益关系。这些都限制了个体的智慧推理能力。与此相反，在处理他人冲突时，个体能超越自身立场、视角、主观情绪的影响，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理智谦逊，intellectual humility），愿意采用更广阔视角的认知；能意识到冲突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倾向于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冲突；能根据冲突的动态变化灵活制定方案，同时倾向于寻求折中的解决方案，以避免冲突的进一步恶化。这些都可促进个体的智慧推理表现。
实际上，所罗门悖论并非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在既往研究中可以找到能够完美概括所罗门悖论现象的研究主题——自我与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研究。发展相对成熟的自我与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研究，属于决策心理学领域。刘翠翠等人曾在2013年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人们在自我与他人两类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倾向，包括但不限于损失厌恶（对于损失的敏感程度高于同等价值的收益）、验证性偏差（倾向于支持与自身已有信念、假设或期望一致的信息）、决策前失真（曲解信息以支持自身决策）等。此梳理结果在十年后的当下依然成立，目前此类研究仍然聚焦于人们在两类决策中的非理性表现。所罗门悖论研究多见于智慧心理学领域，关注人们在处理自我冲突和他人冲突时的智慧推理表现差异。这两个研究主题表面看似不同，但智慧推理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人们受自身视角、立场和主观情绪等因素影响无法实现智慧推理实质上也是一种不理性决策。由此可以认为，所罗门悖论同样揭示了自我与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并且所罗门悖论和自我与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研究的实证结果相类似，即发现人们不善于解决自身冲突或难题，而更善于解决他人冲突或难题。
悖论多源于自我中心
所罗门悖论产生的原因，可大致归为六点：基于理由的决策假设、视角差异、积极情绪和情境自我超越的交互作用、自我构念类型、自恋人格特质、智识谦逊。在这六点中，除了基于理由的决策假设之外，其余五点都与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自我中心会导致人们沉浸在自身的观点和情绪中，忽视情境中的重要信息及他人提供的不同想法，难以兼顾考虑他人视角，且偏向于坚持自身认定的立场。这些都会抑制人们的智慧推理表现。就后五点原因而言，第一人称视角、低情境自我超越、高独立自我、高自恋人格特质、低智识谦逊都会导致自我中心，而第三人称视角、高情境自我超越、高互依自我、低自恋人格特质、高智识谦逊皆会促成去自我中心（ego-decentering），从而促进智慧推理表现。
第一，基于理由的决策假设。刘翠翠等人提出，可从基于理由的决策假设来解释自我与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具体为，根据通用决策论的公式“决策=概率论+效用理论”，在为他人作决策时，除关注为他人获得最大化决策结果和积极情绪、最小化损失和消极情绪之外，还需要考虑如何向他人解释所作决策的合理性。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增强方案的说服力和可信度，更是为了在决策失误时逃避责任和指责。相比之下，在解决自我冲突或难题时，个体无须明确和理清决策方案的形成过程和背后缘由。因此，在为他人决策时，人们会更为谨慎，更多地基于理性思考而非主观情感进行决策，促进人们智慧地解决所遭遇的冲突或困境。
第二，视角差异。通常情况下，当涉及自身冲突或难题时，人们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思考，易陷入自我中心，无法作出智慧推理行为。与此不同，在为他人决策时，人们多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心理距离较远，往往能超越自我中心偏见，促进人们的智慧推理表现。最近，陈庆等人在探讨复杂情境下不同角度及思维方式的决策表现差异时，明确提出尽管在自我和他人决策中，人们存在明显的视角选择倾向，但决策情境类型和决策视角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在自我决策和为他人决策中均存在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而且个体选择的决策视角对决策结果的影响至关重要，甚至比决策类型本身对决策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即在为他人决策时，尽管人们多采用第三人称视角，但如果他人决策中涉及与个体关系亲密的家人、伴侣或好友等，或者个体具有较高的同理心，能感同身受他人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或者与他人在价值观和共同目标上具有共鸣，那么个体便会产生较高的情感和心理卷入，决策视角也将从第三人称视角渐渐向第一人称视角转移。如此，个体就难以保持客观理性，也就难以作出明智决策。与此同时，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决策中，如果个体能将自身所面临的冲突、困境和挑战视作他人的问题来加以思考和处理，即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就更有可能给出较高质量的方案。可见，这种自我抽离式的认知操作，可有效实现去自我中心，从而有效缩小个体在自我决策和他人决策之间的表现差异，降低甚至消除所罗门悖论。
第三，积极情绪和情境自我超越的共同作用。2022年，许文涛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在自我冲突和他人冲突情境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差异，会影响其情境自我超越水平，进而影响其智慧推理表现。换言之，积极情绪和情境自我超越在决策类型和智慧推理水平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在他人冲突情境中，个体往往会经历强烈的积极情绪唤醒、较弱的消极情绪激活，这有效扩展了个体的注意力、认知和行动范围，并提升了个体的认知灵活性，促使个体形成一种超越自我的认知心态，即能够超越自身视角和情感限制，超越自身立场、观点和利益。如此，便能有效实现去自我中心，继而提高个体的智慧推理水平。相反，在自我冲突情境中，个体的积极情绪激活程度较低，情境自我超越水平受到抑制，从而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智慧推理。
第四，自我构念类型。魏新东和汪凤炎于2021年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构念类型对所罗门悖论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言之，高独立自我的个体具有清晰明确的自我边界，强调个体独立性和个人利益，更关注自身的需求、目标和欲望，在决策中表现出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难以客观地处理与自我相关的难题，导致产生所罗门悖论。与此不同，高互依自我的个体不会面临或较少面临所罗门悖论的困扰。这是因为，这类个体拥有较为灵活的自我边界，重视他人的想法和利益，自我中心程度较低，因而在解决与自身相关的冲突和难题时，能给出相较而言更为明智的决策方案。同时，高互依自我个体会将重要他人纳入自我边界，在处理他人冲突和难题时，易受情绪情感和主观偏见的困扰，从而抑制了智慧推理行为的发生。由此，高互依自我个体在自我决策和他人决策的智慧推理上的差异得以缩小，所罗门悖论现象得以减弱甚至消除。此外，不仅是个体的特质互依自我，在激活个体的互依自我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即高情境互依自我个体也较少表现出所罗门悖论。
第五，个体的自恋特质。汪凤炎在2022年出版的《智慧心理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个体的自恋人格特质对所罗门悖论的出现也具有重要影响。问题或冲突发生于个体自身，此时个体如果过于自恋，便会导致自我无限膨胀，且反思能力下降，缺少基本的共情能力。这便是自我中心的典型表现，阻碍个体智慧地解决所遇到的事关自尊和爱人等难题。
第六，智识谦逊。除自恋特质外，《智慧心理学》一书还提出了所罗门悖论的另一种解释，即智识谦逊。根据格罗斯曼团队发表的《智识谦逊的预测因素和影响》一文，智识谦逊指的是个体能够认识到自身知识和观点上的局限性和错误性。问题或冲突发生于个体自身，此时个体若缺少智识谦逊，便难以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且难以尊重和接纳他人观点。如此，个体非但不会以其他视角思考问题，反而对自身视角的偏好性有所增加，这时就容易陷入自我中心，导致所罗门悖论发生。
去自我中心：破解悖论之道
除了基于理由的假设之外，自我中心是导致所罗门悖论产生的核心原因所在。正因为自我中心，人们才无法理智地处理自己遭遇的冲突或难题。因此，在考虑如何破解所罗门悖论时，可直接从去自我中心的角度切入。在自我决策中，若能去自我中心，便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决策质量，减弱甚至消除所罗门悖论。
首先，采用远距离观察者的角度。在面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人生困境或生活事件时，可采用远距离观察者视角，从当局者的身份中脱离出来，将本属于自己的困境或难题当作他人遭遇到的困境或难题。这种去自我中心式的认知心态，可有效抑制甚至摆脱个体自身主观情绪和认知偏见的干扰，促进个体的智慧表现。不仅如此，这种心态还可激发个体产生新的见解、解决方案和创意思维，继而给出更为明智的决策方案。
其次，主动寻求他人观点和意见。在处理与自身相关的冲突或难题时，个体在给出最终决策之前，可与那些持有不同立场、想法和意见的人积极进行交流对话，并深入剖析他们观点背后的逻辑和论证。以他人想法为辐射，个体更容易脱离当前情境，从局外人的角度审视和调整自身想法、观点和立场，以此来提高决策质量。
最后，进行自我抽离式反思。在解决涉及自身的冲突和难题时，坚持进行自我抽离式反思而不是自我沉浸式反思，持续审视自身观点和立场是否存在认知偏见和主观偏向，审视自身情绪情感状态是否影响决策的客观性，审视自身思维过程是否合乎逻辑、是否考虑到了所有相关因素等。通过这些反思过程，个体可拉远与当前情境的心理距离，有助于识别和纠正自身的认知偏见、主观倾向、情绪情感偏差、逻辑错误和决策漏洞，从而提高自我决策的质量。一般认为，人们可通过如下方式引导个体对自身决策过程进行自我抽离式反思：其一，针对性提问。比如，你是否充分收集了可用信息？你决策时是否考虑到冲突情境中他人的立场和想法？其二，主动挑战自身决策依据、思维逻辑、观点和立场等，寻找其中存在的可能错误和不一致。其三，多维度思考。尝试从不同角度审视自身决策行为，兼顾自身和他人的观点和利益，兼顾决策的长期和短期的有效等，从而避免思维的局限性。这些方法可有效促进个体进行积极反思，继而提高自我决策的质量。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所罗门悖论的文化差异及其认知神经机制”（31971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