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2017年，安行拍摄）作者/供图
1月3日7点，“九叶派”的最后一片叶子，悄然凋谢，在这个元年伊始的晨光熹微的冬日。
102岁的跨世纪诗人——郑敏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她热爱的世界，离开了热爱她的读者。我不敢相信，这一天猝然而临。一阵阵震惊、刺痛与哀思，如纷繁飞扬的残花枯叶，涌向记忆。
与诗人相遇
与郑先生的相遇相识，于我是一个偶然，抑或是生命中的一个必然。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神奇的缘分。
1997年9月，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来到师资雄厚、人才辈出的京师学府，师从童庆炳先生。于是，我有机会认识童先生的学术同伴与密友——正在外语学院任教的诗人郑敏先生。更为机缘巧合的是，我的同屋萧莎是郑先生的博士生，于是，我们可以幸运地“共享”彼此的导师：我常与萧莎一起，兴致勃勃地奔赴清华园的郑先生家中，我们几个博士生围绕在年近八旬的老太太身边，听她讲“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萧莎也时不时地跑到文学院，旁听童先生开设的“文心雕龙研究”或“文艺概论”。结束之后，我们一群人还会就两位老先生的各种论点，从古典到后现代的文艺思潮，激烈地争论一番。
那时，萧莎正在帮助郑先生校对两本书稿，一本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在广西师大《东方丛刊》做过编辑工作的我，也欣然参与其中，这让我很快了解到郑先生的“结构—解构”诗学思想，也对我后来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个人对郑先生发生浓厚兴趣，主要源自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与诗学的喜好。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学思想，而郑敏、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一批在40年代涌现的现代诗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穆旦、杜运燮、袁可嘉是通过英语系的外教——理查兹的学生燕卜逊，还有闻一多、卞之琳等诗人老师，直接跨进了现代主义；郑敏先生则是在哲学系受益于德语文学老师冯至的启发，吸收了里尔克的现代诗歌传统，从此踏上了诗歌与哲学的漫长探索之旅。
每每读到郑敏先生的诗歌与诗论，我总是惊诧于她的“二次崛起”，在沉默了30年之后的异军突起：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走过来的中国女性，要以多么卓越的学识与才情，以多么顽强的勇气与独立自主，才能挣脱传统女性所面临的各种枷锁，小心谨慎地蹚过不同时代的逆流淤泥，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踏出一条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一个多世纪以来，郑敏走过了与现代汉诗几乎同步的足迹：穿越历史的沼泽、岁月的磨砺和日常的艰辛，用语言文字呈现一个现代心灵所经受的种种矛盾、惶惑、痛苦、创伤与挣扎；她在爱与美、生与死、历史与现实、结构与解构的永不休止的交替中超越、顿悟、记录与创造……
走近诗人
与其说我对郑敏的诗歌与批评感兴趣，不如说，我对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女性人生经历更为好奇：她不太为人所知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她始终能够葆有一颗童心与诗心？她的生命轨迹对我们有什么启迪？这些疑惑与探究，伴随着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走过了20多个春秋。
在高校工作期间，我为研究生开设了“九叶派诗歌研究”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课程。在2007—2015年间，几乎每一学年，我尽可能地带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去拜访郑先生，让他们面对面地感受这位当代女诗人的绝代风貌。对于我们而言，每一次到清华大学荷清苑小区的拜访，都是一次诗歌的朝圣。年轻的学子见到老诗人慈爱的面容，亲身感受她的精神灼烁，思绪飞扬。每一次，只要郑先生打开了言说的话头，就总是连续两三个小时滔滔不绝，居然不喝一口水，也不怎么挪动身体。她身上洋溢着令人惊叹的精、气、神，让我们的思维得到激发的同时，也获得了对生命的顿悟——无论在何时何地，永远保持一颗不老的童心。
为了深入了解郑先生的学术之路，我特地在2010年5月来到布朗大学访学，在英语系走过她当年求学的教学大楼，在图书馆查到她当年一字一字打印的硕士论文《论多恩的爱情诗》（The love poems of John Donne）。为了宣传这位杰出校友，我还跑到校董事会，向时任董事长谭崇义教授推荐郑先生的文学成就。我告诉布朗大学的诗人和老师，包括郑敏在内的20世纪40年代“九叶派”与80年代“朦胧派”之间，潜在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中国诗歌的“现代性”。
也许是为我的热情所感动，谭崇义教授专门介绍我认识了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胡其瑜教授。2011年11月，胡教授到清华大学访学，我与她一起策划了一场“郑敏诗歌朗诵会”，布朗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中外校友和诗歌爱好者到场聆听。郑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母校赠送的纪念品，并朗诵了《流血的令箭荷花》《发生在四月昏暗的黄昏》等代表作。年过90岁的她还用英语美声高歌一曲。这个视频在布朗大学举办的2011年“中国年作家论坛”上得到了展示。作为布朗大学的优秀校友，诗人郑敏赢得了来自母校的瞩目。
郑先生的文学成就在欧洲的传播得益于荷兰汉学家、诗人汉乐逸。早在1979年，在莱顿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汉乐逸到北京拜访了卞之琳、郑敏等诗人。后来，汉乐逸多次邀请郑先生出席在鹿特丹举办的“国际诗歌节”，并把她的代表作翻译为英语和荷兰语。汉乐逸在他的英文专著《中国十四行诗：一种形式的意味》（The Chinese Sonnet, Meaning of a Form）中，把郑先生发表于1991年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19首）全部译为英语。他评价道：这一作品超越了十四行诗的形式局限，与大多数中国古典诗歌具有明显的平行关系。在一次诗歌交流活动中，诗人西川告诉我，《诗人与死》代表了郑敏诗歌的最高成就。
后来，我在北京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再次遇见汉乐逸先生。当他得知郑先生的近况后，希望能再次看望她。于是，在2011年10月17日这天，我在北京大学校门旁的地铁站口接到汉乐逸及其夫人，一起来到郑先生家中，老朋友相见甚欢。次日，在郑先生女儿童蔚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又一起共进午餐，切磋中国新诗及中西文化交流等话题，其乐融融。
2011年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6卷本《郑敏文集》，收录了郑先生在1940—2011年间发表的诗歌、译诗、诗论等全部作品。应主编章燕之邀，我编写了一份比较详尽的《郑敏年表》，作为附录收入其中。
2017年，郑先生荣获“北京文艺网诗人奖”。杨晓滨在授奖辞中说道：“作为百年新诗的重要诗人，‘九叶诗派’诗人郑敏先生在新诗的历史光谱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代表了从白话诗出发而历经的中国现代诗向当代诗转换的重要里程碑。” 97岁的郑先生发表感言：“我只是我们诗歌界的一位幸运之人。我们的诗歌有着极大的潜力……我们走过长长的路，我们确实要回首看看，尽量写出我们的感慨和感受，让我们的后辈知道我们的一切都不是很随便地就得到的，我们的民族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历史阶段，还能唱出最令人鼓舞的诗，这是我为什么喜欢新诗的原因。”
在我们的推荐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洪涛教授参与主编的英语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在2020年第2期刊登了6首郑先生的诗，译者是何丽明，英语简介由我撰写，这算是我们送给郑先生百岁华诞的小小礼物。
我很高兴，自己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教育使命，从一个曾经师从郑先生的年轻博士生，逐渐成了其创作的研究者及其声望的传播者，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诗歌爱好者走进她的文学世界。
关于诗人的描述
如何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或恰当的言词，来描述郑先生的形象呢？
每当凝视着这位高贵豁达、超凡绝俗的老诗人，我眼前总是浮现一朵在时光长流中傲然绽放的艺术之花——她经受了近百年的喧嚣浮躁、风霜雪雨、跌宕浮沉；她的精神逐渐摆脱了此岸世界物质的羁绊和时间的捆绑；她的灵魂毫无倦怠地遨游在东方与西方、哲学与诗歌、古典与后现代之激流中，脚下既有坚定的基石与根基，又有委婉曲折的变形与生长，彰显出一个傲然挺立的姿态，一种温文尔雅的高贵，一个不屈不挠的希望。
我想起了批评家唐湜在1948年阅读郑先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1942—1947》之后，激动地写下一段精辟的评语：“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朵“时间之花”出淤泥而不染，静谧地伫立着、绽开着奇异的芬芳。
郑先生把她生命中所经受的一切寂寞、孤独、哀愁、悲伤、痛楚都慢慢地沉淀下来，升华为艺术。正如她在《诗的话语在创伤中》一诗中写道的：
瞧那摇摆的学步
幼小的青涩也难免深冬的寒霜
春天的怒放终于接受早夏的暴雨
诗歌长在疼痛的伤口中
每个童年都有孤独寂寞
无助地面对自己生命的谜
黑葡萄的眼睛，小蜜桃的面颊
也曾在黑夜里向星光询问道路
不能：没有孤独去承受创伤
没有寒暑去刻下年轮
没有骨节让竹林听风雨
没有浸泡于暴晒而成良材
人是什么雕刻成的？
歌颂那枯皱的面庞变形的手指
它们是竹林和原始的树干
记载了历史的风雨和内心的创伤
造物没有允诺任何生命长在
恒温与不变的蓝天、海洋
一切生命带着自己的创伤
带着诗的语言行走、飞翔
作为一个从传统走出来的平凡女性（女儿、妻子与母亲），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位留美学生和大学英美文学教授，郑先生与所有的人一样，经历了无数“历史的风雨和内心的创伤”。她儿时生病，死里逃生，被过继给父亲的朋友，度过了孤独寂寞的童年。抗战期间，少小的她与家人一路颠沛流离，迁徙重庆。在西南联大报名时，她选择了无人问津的哲学，在饥寒交迫中执着于哲与诗的玄思。在留学海外困窘生活时，她一边艰辛地打工，一边坚持不懈地求知。回国后，她又经历了各种无法预想的变故，无法写诗。这个时代每个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在她的写作与思考中留下了印迹。她背负着几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重荷与创伤，“带着诗的语言”行走在大地、飞翔在天空，跨越于东西之域，遨游于自由之境。
英国诗人雪莱视诗人为时代的预言家和先知。因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往往寄寓于其伟大诗人的想象与创造中，真正有良知、追求自由与正义的诗人承担了他（她）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所有重荷，并肩负起承接传统、开启希望的使命。郑先生以其丰富的创作、超越的精神和深刻的智慧，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中国现代女性的成长开启了一个诗意的超越的境界。
我一直感兴趣的是郑先生作为女性个体与她所经历的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是如何无助地面对人生的“孤独寂寞”，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探索自身的“生命的谜”，而“在黑夜里向星光询问道路”？她如何独立而勇敢地走出了旧时代的阴影，摆脱几千年来套在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桎梏，成为一位睿智深邃、高瞻远瞩的哲学诗人？在经受时代的“深冬的寒霜”和“早夏的暴雨”之后，为何她能像青松一样傲然挺立，凤凰涅槃？这些疑问依然是我在不断思考与叩问的话题。
诗人的永恒之美
从结构—解构哲学的视角而言，每个人都是历史这个伟大的书写者笔下的一件产品，从个人的经历、性格、感悟及其命运的波折和文字的印痕中都不难搜索出历史的痕迹。郑敏通过写作，记录了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青春时代的苦涩寂寞、游学时代的贫困煎熬、浩劫中的沉默无言、新时期觉醒后的骚动不安与勇敢冒险、忧思年代的呐喊与关怀。
难能可贵的是，郑先生始终保持了自我灵魂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她曾居于历史与时代的边缘位置，在沉默了30年之后，重新拿起笔，挥舞着“解构式”的锐利长矛，像唐吉诃德一样，所向披靡地刺向僵化迂腐的思维方式，拆解着令人窒息的教条与成见，留下了曲折点滴的踪迹和令人深思的启示。
与穆旦、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一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先生的现代诗逐渐得到中外学界的认可与读者的欣赏。刘绍铭与葛浩文主编的1995年版《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收有华裔美籍翻译家许芥昱在1963年翻译的两首郑先生的诗《一瞥》《荷花》，郑敏的名字与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艾青、何其芳并置，而她是唯一入选的女性诗人，这确立了她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地位。2000年，全国语文高考试题中出现了郑敏先生的《金黄的稻束》，极大地推动了中学生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阅读与理解。2006年，郑敏先生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新年诗歌会授予的“年度诗人奖”，被誉为“中国女性现代性汉诗之母”。
作为中国百年诗坛的承接者和亲历者，她一直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探寻，在古老的道家思想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之间寻找着会通点。其不同寻常的生命经验与勇往直前的诗歌探险，为我们留下了不断探索的曲折踪迹——它们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别样而丰富的景观。正如诗歌评论家吴思敬所言：“其沉思、宁静、既富于音乐的流动感又具有凝重的雕塑之美的诗歌哺育了数代人。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郑敏的诗歌始终在中国新诗崎岖漫长的道路上闪烁着独特的光辉。”
诗人远逝，留给世间的是珍珠般的诗句，闪烁着希望之光与永恒之美的言说。正如她在《诗人与死》中的告别：
诗人，你的最后沉寂
像无声的极光
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