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其传世之作《中国通史简编》自1941年发行以来，先后修订数次，发行量逾数百万册，谱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的国史记忆。关于范文澜研究的相关论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为丰富，视角主要聚焦在《中国通史简编》发行后的影响，以及范文澜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史学研究。由叶毅均撰著的《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范文澜前传》2020年6月出版，它以学术史、思想史、生活史相结合的视角，系统论述了范文澜先生从早年由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的“旧国学传人”，到20世纪40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宗师”的详细过程。
为了系统回答范文澜“为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问题，作者积数载之功，搜罗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相关文献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为了寻求在地研究的便利，他自2017—2020年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担任特聘研究员期间，积极利用大陆电子资料数据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馆藏等便利条件，促成该书在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方面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作者不仅对范文澜早期作品进行搜集，发掘出《山水名胜宜有志乘说》、毛泽东《沁园春·雪》白话译文等佚文，还为其他尚未发现的文本提供了详细线索。他还利用情境还原方法，通过茅盾、张申府、傅斯年、冯友兰、鲁迅、顾颉刚、刘之惠、吴承仕等同时代人的相关经历，侧面反映出范文澜当时具体的生活、思想和学术状况。
全书共分为绪论、早年范文澜、范文澜的职业生涯、1940年以前的范文澜、余论五部分，分别从既往研究回顾、范文澜家世背景和早年的学习历程、早期的学术生涯和政治理念、20世纪30年代教书生涯的高峰和顿挫、到延安之后的学术与思想转变等方面，尝试还原范文澜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过程。
书中展示的范文澜，是一个从“烦恼”走向“快乐”的形象。作者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使一个鲜活的传主形象跃然纸上。范文澜出生在一个家教甚严的诗书门第家庭，自幼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的家庭私塾式教育，却又因性格的好动而喜好玩乐，爱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1907年起，范文澜在山阴就读小学堂，此后又在浦东、杭州就读中学堂，这期间他仍保持着贪玩和不羁的心态，并自发萌生了“憎恶满清皇帝”的心理。1913—1917年，在就读北大预科和中国文学门本科期间，范文澜在沉溺于训诂考据的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社会政治现实进行了思考。20世纪20年代，他虽然仍醉心于“整理国故”，编写《文心雕龙讲疏》，但之后愤而加入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现状。1927年以后，范文澜前往北平，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及至全面抗战爆发，赴河南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仍在国学领域耕耘，但已经受到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这是他向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转变的契机之一。同时，他不顾国民政府白色恐怖的笼罩，与中国共产党来往密切，积极在北方的左翼文化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1939年底，范文澜从中共鄂豫边区历经艰险来到延安，不仅创造出传世之作《中国通史简编》，而且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追求。
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以点见面方法的运用。作者通过对既有史料和新发掘史料的考证分析，不仅勾勒出范文澜的前半段学术生涯，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以范文澜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全书集中对革命史与学术史交织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做了剖析。
第一段是1925—1927年五卅运动的爆发。曾一心沉溺于考据训诂的范文澜，不仅从书斋走上街头，投入天津市民大游行，而且认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区别，通过学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ABC》，使思想从“乌托邦”向共产主义转变。
第二段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北方的左翼文化运动。1929年，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文化工作，成立了直属中宣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此影响下，1930—1932年，北平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北平教育劳动者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范文澜是北平教育劳动者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联络和组织工作，积极营救被捕下狱的共产党员，但也因此两次身陷囹圄。
第三段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凝聚为一个史学共同体。这得益于延安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起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通过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史家群体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史学团体，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以及中国通史书写两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绩。
以上这三个节点，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初创逐渐走向统一壮大的过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范文澜不仅是先行者，而且是亲历者和见证者。范文澜是史学工作者，也是革命者，其治史立足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其研究过程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转化为实际研究的过程。
该书的出版沟通了两岸学术研究。一方面，就台湾学术界而言，作者在逯耀东、潘光哲等学者基础上，吸收了台湾学界对以钱穆《国史大纲》为核心的中国通史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同时也纠正了一些学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误解，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将对台湾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通过与大陆学界密切联系，在吸收大陆学界关于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丰富论著基础上，广泛利用馆藏文献档案和数据库电子资料，使得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得以客观精密。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