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烈（升奎）先生1912年4月生于四川省自贡市。1934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1935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在大后方各高校任教。抗战胜利后随同济大学迁至上海。1949年5月担任同济大学校务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51年辞去此职）。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至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直至离休。2001年11月去世。
承杨烈先生哲嗣杨东霞女士见告，这是她为先生身后出版的《杨烈诗钞》（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中撰写的作者生平。先生一生历经坎坷，此处所记仅是荦荦大端，其余细节——人性和历史的真相即在此中闪现——或是冷暖自知而尽在不言，或因不合时宜而按下不表。
好在还有文字的陪伴和见证。先生雅好中国古典诗词，晚年（1982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发起饺子（谐音“骄子”）诗社，以诗为心度化青年。本人曾随喜加入，由是与杨烈先生结缘并感念至今。
那是在我来复旦读书的第一年，确切说是第一个学期。1995年9月上旬的某一天，本科毕业留校读研和工作的硕士同学杨海红来到复旦南区19号楼105室男生宿舍，说起杨烈先生的周日文学沙龙，主要学习拉丁语和莎士比亚戏剧，问我们有无兴趣参加。当时同学少年，听说有这等好事，大家纷纷踊跃报名——不过最后坚持下来的人很少，此乃后话不提。
于是9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下午，我们集体（记忆中有六人：女生杨海红、张大晟和樊晓红，男生朱云生、黄德文和我）从宿舍出发，一路驱车（自行车）前往虹口山阴路山阴大楼，走过一段曲折弯绕的楼梯间后来到了先生居住的204室门前。我们叩门，一位气质沉静的女性——后来得知她便是先生的女儿杨东霞——开门，请我们进家。先生正在客厅南窗下的藤椅中安坐，听到声音转过头来和蔼地望向大家。在我记忆中，当时阳光灿烂，窗外有绿树红花。
这一年杨烈先生虚龄八十四岁，年纪几乎是我的四倍，是名副其实的老先生了。他在七十岁那年发起诗社，如今已是第十四个年头。到底是什么想法、心情和力量支撑他在耄耋之年坚持这项教学活动，我当时并没有意识。若干年后，我读到阿忆的《我的生死北大》，其中有一节专门说到朱光潜先生：
上中学时，我们去北大玩耍，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我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看到这里，我若有所悟：这不就是拈花微笑、以心传心的意境吗？不过假如我当时也在现场，大概率也会被吓跑，或是不明所以，从而辜负了老人的心意吧。再往下看，还有后续：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作者的用词很妙：“独自静坐”和“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这正是当年杨烈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啊。阿忆是幸福的，如其所说他当时“一个人走上前”接过了这朵小花，后来更深切地理解了老人的心意，并通过文字将它递给了异地不同时的我们。我相信，这也正是杨烈先生当年向复旦的“饺子”们传灯说法的心意所在。
可惜我当时并不懂这一点。我来杨烈先生家向他学习拉丁语、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典诗词格律，只有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第二学期还去过一次，是为杨烈先生祝寿），后来基本上就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并不足向外人道，但就是放弃了。不过，我那时跟先生学习的第一部莎剧《麦克白》（确切说是第1幕第1—2场）、第一首律诗（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第一句拉丁格言（Ars longa, vita brevis.）——后来我在北大随康士林教授学习拉丁语，最初接触的古典格言也正是这一句，这时距离上次看到它已经十五年，而杨烈先生去世也已九年了——始终印象深刻。（走笔至此，先生当年用浓重的四川方言讲解拉丁动词变位时常说的“显单耳”——也就是“现单二”，即“现在时单数第二人称”的简称——又在我耳边响起，宛如昨日。）
且说杨烈先生听说我将去北大读博后，特地赠诗一首，以为勉励之意。原件由钢笔书写，繁体竖排，我珍藏至今。其诗曰：
读书总为求真理，学剑仍应效子房。
世上疮痍勤记念，手中笔墨写文章。
灵魂可贵臻高洁，出处无烦计稻粱。
忧乐在心天下事，要将人海变天堂。
这是一首七律，用七阳韵，前六句皆对，辞意深沉凝重，既是先生对青年的嘱托寄望，也是老人的自写心声。全诗第一句“读书总为求真理”开宗明义，并与颈联“灵魂可贵臻高洁，出处无烦计稻粱”遥相呼应。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今先生反用其意。儒家虽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理想，但实践中“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却更加深入人心。“入仕”而降志辱身，乃至为稻粱谋而蝇营狗苟，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屡见不鲜。杨烈先生忠告青年“读书总为求真理”，可谓语重心长。
本诗第二句尤其意味深长：“学剑仍应效子房”——“学剑”不难理解，当指通过学习掌握知识以改造世界或服务社会，但是为何要“效子房”呢？“子房”即张良张子房。本人姓张，故先生借题发挥而涉笔成趣；但是在此之外，老人或许另有深意。史书记载张良“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后以智谋辅佐刘邦兴汉灭秦，位列“布衣之极”而功成身退（《汉书·张良传》）。李白《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云：“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也说到张良以布衣而“报仇强秦”之事。按刘邦自命“自沛公以诛暴逆”（《史记·高祖本纪》），“暴逆”即指秦朝统治者。《庄子·庚桑楚》：“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朱熹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张良之志与刘邦之志及古人之志款曲相通。在动乱和战争年代，青年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或是按剑而起、椎秦博浪，亦可作如是观。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我青年其谁也？
在和平年代，青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知识和技术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对于“灵魂可贵臻高洁”的青年学子，杨烈先生的建议和希望是：“世上疮痍勤记念，手中笔墨写文章。忧乐在心天下事，要将人海变天堂。”世上“疮痍”常有，而“人海”并非“天堂”；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吾人当“忧乐在心天下事”，而非独乐自了。先生此诗，与古人“忧以天下”（孟子）、“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今人“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田家英）心意相通，既是“异代不同时”的感叹，也反映了先生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
复旦大学新闻系1978级本科生徐敏子回忆：先生留日时曾担任日本中国留学生文化团体联合会主席，主持过“国防文学讨论会”“鲁迅逝世追悼会”“西安事变后形势讨论会”等大型活动；回国后曾作为教授代表参加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后半生命运多舛，晚年成为一名纯粹淡泊的书斋学者。
1996年先生八十五寿，我和诗社同学一起前往先生家中庆祝，并填词一首为贺：
又是江南春，依旧一城碧色。檐外羽衣飞起，惊小楼声彻。
风霜未曾老廉颇，海屋添筹册。聊更击壶世外，观云起潮落。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两年后我北上求学，尚有音书往来；又三年后先生去世，从此天人两隔。现在回想起来，先生以桑榆晚景向青年辛勤说法，而我始终未有正式回报，此岂“年少无知”一语可以了得！“人生过处唯存悔”，吾今知之矣。
好在还有文字和记忆。先生有著述传世，亦可以不朽矣。
谨以此文，纪念杨烈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