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南京大学徐有富的学术散文集《南大往事》出版。该书不仅是对南大中文系自创立以来学术精神与人文传统的一次回顾和追忆，也是对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里，南大中文系未来美好发展的一次展望与憧憬。关于这本散文集的书写初衷，徐有富曾指出：“退休后，想以《南大往事》为题，学写学术散文。目标是通过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来探讨与揭示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从中略可窥见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特别是中文学科的发展轨迹，以及各位老师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特点与成就。”由此可见，这本散文集主要是对南大学术精神与人文传统的一次回顾和总结，作者通过对一些曾在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教授治学经验以及相关轶事的梳理与回顾，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门。
教育报国与重视学科建设
徐有富的《南大往事》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便是作者在著文中将南大（及其前身）中文系那一批先哲的思想凝练为教育报国以及重视学科建设。比如文中的《开头的话》《风雨豁蒙楼》《读〈郦亭诗稿〉》等篇章中，都可以读出南大中文系的前辈先贤们，那骨子里面的教育报国以及重视学科建设的思想。
应该指出，立志报国是当时南大最早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代监督以及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等先生，之所以将教育作为终身奋斗目标的根本原因。李瑞清当时在致张謇等人的信中就说到：“中国前途，除办学外，更无第二条生路。就社会，舍教育外，更无他法。惟一二英杰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富贵思想，即名誉思想亦不可有。”正是在草创之初秉承了这种教育报国的思想和理念，使得这种爱国报国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了当时学校的在读生。为此，沈祖棻就曾在《自传》中回忆到：“在校时，受汪东、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较深，决定了我以后努力的词的方向，在创作中寄托国家兴亡之感，不写吟风弄月的东西，及以后再教学中一贯地宣传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而我们从沈祖棻后来创作的《涉江词》等词中主题，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条爱国奉献的叙事线索。
另外，重视学科建设也是南大中文系的传统之一。早在李瑞清时代，他不仅注重对外籍人才的引进以及本土人才的培养，而且还十分注重学术梯队建设。早在两江师范学堂创立之初，李瑞清便设立了图画手工科，并将“所培养之美术人才纳入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轨道上”，此举培养出了吕凤子、姜丹书、李健、张大千等著名画家。而这批学生毕业之后，除了自己创办了首批学术专科学校之外，还在全国各地的院校开堂授课，培养出了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以及俞剑华等大批书画名家。再比如重视人才的引进方面，1921年9月，陈中凡先生被国立东南大学聘为国文教授、系主任后，他便从北京大学请来吴梅先生来东大任教，开始词曲课程；直到1958年成立戏曲研究室，1959年引进曲学家钱南扬，先后培养出了吴新雷、董健等一批戏曲人才。再比如1978年的夏天，当时担任南大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受到南大匡亚明校长的委托到武汉大学请来了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而当时的程千帆先生已经65岁，并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成为了一名街道居民。当叶子铭向程千帆先生转达关于南大中文系求贤若渴的信息并问其有什么条件的时候，程千帆先生激动地说：“我要工作！”由此，程千帆先生就这样回到了母校任教，并开启了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史专业的新篇章。
注重原著与重视人才培养
徐有富在《南大往事》中梳理南大中文系学术传统的第二个层面，主要集中在对于培养模式的探究。具体而言是对原著的重视，以及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这几个方面。为此，我们在书中的多个章节如《大教育家柳诒徵》《吴梅改作业》《黄侃读书法管窥》《陈中凡与南京大学戏剧专业》《竺可桢的诗学修养》等篇什里，都可以窥见徐有富力图从多角度以及多层面，来概括和总结出南大中文系老先生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及培养模式。
首先，关于培养学生的模式和方法，徐有富在书中便列举了中国著名学者黄侃（字季刚）先生在南大中文系任教的一些轶事。黄季刚培养学生的重要方法之一，便是强调对原著的品读。为此，陆宗达后来曾撰文提到：“季刚先生指导我研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特：首先要点三遍《说文段注》，他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经过自己钻研、比较、体会，三遍下来，理解加深了，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也豁然明白了。”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后来也被沿袭下来。除此之外，在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方面，徐有富将其培养方法总结为狠抓学生科研的每一个环节，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书中举出了柳诒徵的具体实例，他之所以能够培养出胡焕庸、郑鸖声、赵万里等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就在于其教学方法。
再比如在《吴梅改作业》一文中，作者写到：“吴梅上词曲课总要求学生练习写诗词……他虽逼得紧，批改起来却认真，朱墨鲜明，连圈点也一笔不苟，和印出来一般。唐圭章《回忆吴瞿安先生》一文也称‘学生一学期有几次作业，先生都替他们一一批改。先生才思敏捷，批改得又快又好，学生们无不钦佩’。”除此之外，吴梅还在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潜社，每次集会都要求写词，自己也躬亲修改，帮学生答疑解惑。吴梅不仅以此提高了学生们的诗词曲的写作水平，还在精神层面上给予学生鼓励和爱护。程千帆与沈祖棻皆为吴梅先生的学生，后来程千帆移砚南京之后，也十分注重对学生基础的培养，比如十分重视为学生批改作业。
文献为基础与综合研究视野
对文献材料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整体学术视野的培养，是徐有富在《南大往事》中总结和凝练南大中文系先贤治学方法的重中之重。为此，徐有富在文章中回忆到：“程千帆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开过校雠学（也即文献学）。1952年实行教学改革，该课程被取消了。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谈道：‘一九七八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又重新开了校雠学。这门课程本来是为他的三名研究生开的，但是系里系外，校内校外不少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程千帆先生开设此门校雠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打破研究中的壁垒，开展综合研究也是徐有富在这本《南大往事》中总结凝练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诚如徐有富在文中所言：“目前学术界分工过细，文、史、哲泾渭分明，各学科内部还分成许多条条块块。”为了克服这种不良学风，周勋初根据我国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主张综合研究。在周勋初看来：“无论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见，抑或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都可以兼收并蓄，融合渗透。后来我把个人坚持的这一治学特点称为综合研究。”进而言之，只有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才不至于在做学问的路上故步自封，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
周勋初先生综合研究的观点，其实不仅仅适用古代文学以及古典文献学，而且对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哲学、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同样具有很深的启发以及指导意义。譬如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之间处于一种互不搭理以及各自为政的境地，如何将二者之间关系理顺，陈寅恪提出的“诗史互证”的学术思想便是一种打通文学与历史之间藩篱的新创举。就文学研究的本身而言，也需要我们对与其相关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民俗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种综合考察。正如徐有富在书中所言：“就文学而言，即使是分析一首五言绝句，往往要涉及到作者生平、写作背景、文献真伪、版本差异、音韵训诂、诗词格律、诗学理论等各类知识，因此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知识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由此可知，周勋初先生提出的综合研究背后，正是基于一种对文学研究本体论的深层思考以及规律探索。不仅如此，徐有富还在书中列举了周勋初在文献学方面的心得体会。在关于材料方面，周先生还指出关于材料的出处方面，还需要注意另一种情况：“当我们阅读王国维、陈寅恪等名家的论文时，不能直接从他们的论文中摘引他们的‘引文’。他们有时候只是断取，或概括大意，甚至是部分改写，并非原书的文字。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还承清人遗风，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严格的学术规范。”进而言之，周勋初在这里提醒了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遇到材料尤其是需要引用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则材料的最原始出处，以免以讹传讹。这不仅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时候适用，对两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亦具有启发作用。
总体而言，作者从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与科研等活动入手，深入探讨并且揭示了南大中文学科之所以生生不息、薪尽火传的根本原因：那便是立足于教育报国基础上对学科建设的至高重视；其次在培养学生方面的多重措施并举以及躬身示范；最后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对文献基础的重视，以及培养具有综合性学术视野的专门人才。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阅读徐有富的《南大往事》，我们对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南大文学院，及其在各个时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前辈学者，有了一个更为直观全面且立体的了解。阅读《南大往事》不仅仅是捧读一本好书，更是一次与先哲对话令人身心愉悦的精神之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16JJD750019）阶段性成果、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研究”（13ZWA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