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自198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以来，一直致力于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三十余年来，她一直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不断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打破已有的思考套路，展现出独特的学术性格和学术思路。

　　立足文本、一空依傍的文学史研究

　　葛晓音的研究重点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汉魏六朝至初盛唐诗风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齐梁至北宋历次诗文革新的成因和过程；山水田园诗的哲学社会背景和艺术发展特征；先秦汉魏六朝至初盛唐诗歌体式；日本雅乐和隋唐乐舞的关系。这些研究既包括了大量对政治、社会、文化等文学外部因素的讨论，也有对文学文本内部的深入探讨。无论是文学的外因研究还是内部研究，葛晓音始终强调的是“立足文本”，进行真正“一空依傍”的原创性研究。

　　葛晓音认为，如果要强调古代文学学科特色，关键是要“立足于文本”，寻找史料之间的联系，发掘文学作品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文本中发现问题。这种思路使得她对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没有停留在泛泛的论述上，而是能够扣住直接影响诗歌发展的因素来谈。她曾经强调，对文学现象外因的讨论要“由内到外”，不能简单地将史学界已经讨论过的一些历史现象和文学联系起来，不能把远因说成近因，而应该从解决文学本身问题的需要来寻找外因。这类研究在论文集《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中《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一文十分典型。文章的核心问题产生于文本阅读的过程之中：初盛唐的文人为什么一方面很鄙视干谒，一方面又不停地干谒，李白、杜甫、王维、李颀都是这样，他们行为和观念上的矛盾怎么解释？文章在对初盛唐选人、用人制度进行分析后指出，用人制度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时期的文人形成了不同的心态。开元时期，干谒常态化、规范化，形成了以荐贤为“至公”的观念，这使得盛唐文人一方面理直气壮地干谒，另一方面又具有平交王侯、傲视权贵的意气和高谈王霸、经邦济世的大志。这正是理解盛唐士人和诗歌的精神风貌的关键之处。

　　“立足文本”还意味着要善于捕捉文学史演变中的重要现象，对诗风、文风的变化有整体的、敏锐的观察与把握，并能够灵敏捕捉到某一时段诗歌中出现的新迹象，这样才能够精确地把握“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文学史整体性变化趋势。在葛晓音的早期著作《八代诗史》中，就格外注意前人之源如何成为后人之流，前一阶段出现的新现象如何在后一段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能够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制度等外因论述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及初盛唐各个历史时段的诗风特点及其演进的阶段性。在研究文学史上的“新变”时，葛晓音通常会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突变节点、转变背景、创作演变。她尤其注意像齐梁、初盛唐、北宋这些诗文革新的“节点”阶段，注重自觉的诗文革新背后的观念转变。例如在《齐梁文人革新晋宋诗风的功绩》一文中，葛晓音通过对沈约“三易说”的辨析，联系萧纲、萧绎、萧子显的相关论述，指出齐梁文人在晋宋诗歌走到生涩僵滞的绝境时，通过学习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大力提倡流畅自然的诗风，使得诗歌完成了由难到易、由深到浅、由古到近的变革。《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一文则辨析了唐太宗及贞观重臣、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等诗歌革新的观念及其局限性，首度阐发了张说和张九龄在盛唐诗歌革新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她概括了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将唐诗研究和唐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研究问题从文本中来意味着需要对文学文本进行真正深入细致的阅读。从研究生时代起，葛晓音就一直保持着边阅读边做卡片的习惯，将心得体会和疑问随时记录下来，在思考中不断解疑，不断自我否定，最后形成观点。她格外强调阅读过程中对文本的感悟和理解：“以自己的感悟为基础，洞彻作品的创作原理，感受到它的好处，想明白何以好，小到讲透一首诗，大到讲透一种诗体、诗歌现象，弄清楚历代诗学的争议，都不容易。”在她看来，一个好的诗歌研究者需要突破常用的理论概念和习惯思路的束缚，“实实在在地把阅读的感受体会论证出来，把感觉变成理性分析，这样才能真正发掘创作现象、归纳创作规律。”在这样细致深入阅读的基础上，才可能达到“一空依傍”的原创性研究。“一空依傍”并不是说忽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指在充分把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找到学术前沿，提出新问题，开出新领域。葛晓音近十几年持续从事的古典诗歌体式研究正是这样立足文本、深入阅读、一空依傍的成果：《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中的二十余篇论文，突破了历代诗论对诗体“印象式”的评论，对古代诗学中描述过的诸多艺术规范和创作传统的成因作出了解释，无论在视角还是方法上，都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学术研究的“格局”与“器局”

　　葛晓音的治学范围十分广阔，时代跨越大，研究问题丰富。她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格局要大，器局要宽。所谓“格局大”，并不是选题大，而是指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思路丰富，做小问题时能够关注全局，做大问题时不泛泛而谈，这样才能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和范围。在她看来，文学史犹如“万花筒”，如果仅从单一视角看问题，以单一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学术研究就会大受局限。因此，她没有“方法”上的固定套路，而是会根据研究内容变换处理的方式，根据具体的问题找到最合适的方法，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而游刃有余。

　　所谓“器局”则是指学者内心的修养。在她看来，“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材料中提出创见，使得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治学的根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自由的思考和独立的精神，不受学界风云变幻的迷惑，不为喧嚣浮躁的风气所动，坚定不移、目不斜视地按照既定的学术道路走完一辈子。”因此，能否做到用对学术本身的兴趣冲淡、压倒外在世界的干扰和诱惑，对学者来说十分重要。

　　面对如今多有浮躁的学术空气，常见的各类考核、指标和评比，学者往往感到困惑甚至痛苦。葛晓音认为，人不受外界的影响是很难的，即使如陶渊明，内心也会有许多挣扎和纠结，然而，关键还是确立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选择了做学问，就要甘于寂寞”，如果“总想着职称、评奖、人事关系，器局就不会宽。这些东西想得少了，天地自然就宽广”。这种内心修养，也能够体现到学问的格局当中：急于求成的成果可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如果能够沉下心来，尽力排除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就更有可能做出耐久的成果。

　　老一辈的学者“甘于寂寞”的人生选择对葛晓音的影响很大。她曾提到，林庚先生经历过风风雨雨，依然能够在现实生活的选择中以学问为上，保持身上的“清气”，这一点对她影响颇深。

　　对坚定了人生选择、排除了外界干扰的学者来说，攻克困难的学术问题会带来最大的乐趣。葛晓音曾说：“越是艰难的问题，越是有长远价值的课题，越能提供发现和创作的乐趣。永不满足于表层的收获，不断深挖探底，不断寻找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答案。在攻坚中能激发研究者的活跃思维，感受创造力的旺盛，学者也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的活水。”这也正是葛晓音自己独特学术性格的展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