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洗礼，当时文学青年的创作，开始盛行白话文，顾随也不例外。他创作新诗，探索散文新文体，与卢伯屏、卢继韶兄弟之间的五百多通书函，无一不是活泼泼的白话，甚至还在读小说嗜好的引诱下，“发展到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小说家”。但顾随终究没有成为一个典型的新文学作家，他得以鸣世的文体不是新诗、散文、书札，也不是白话小说，而是词和曲。
词、曲是近古文学中极富生命力的文体，元明以降，词衰而曲起，至清代词又中兴，再降至近世，这两种文体的生命力仍然健旺，并未消歇。顾随深受新文学运动的浸润和影响，并投身其中，成为奏响时代乐曲中的一个欢悦音符。后来却又渐行渐远，回归到古典文学的传统中，从中钓弋出词和曲，使用这两种纯而又纯的古典文体，寄托他在新文学运动中培炼的新精神。
对此他自己有明确的体认：“我的主张是——用新精神作旧体诗。改说一句话，便是——用白话表示新精神，却又把旧诗的体裁当利器。”这封1921年致卢继韶的信，可以看作是顾随文学观的宣言。可以说，顾随满怀新文学的精神，却使用旧文学的体裁，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空阔无垠而又气象万千的新路。
更有意思的是，三年之后，顾随与冯至偕游青岛，那是在多年后，仍能让当事人津津乐道、醉心不已的一次山水畅游之旅。然而，形胜带给二人的欢乐，远不如精神上的愉悦更为深巨。据说在二人的一次彻夜长谈中，顾随提出了一个君子约定：“为了逊让，二位把旧体和新体分划领域，各守一体，冯先生不再写旧体，顾先生不再写新体。”（欧阳中石《只能仰望夫子，不敢忝作学生》）
我虽然并不认为顾随和冯至之间会有如此壁垒分明的约定，并猜测这多半出自于好事的研究者，据两位当事人一专注于新诗、一醉心于词曲而做出的合理想象。事实上冯至后来何尝没写过律诗和绝句，顾随何尝没写过白话诗，只是数量很少而已。但我又喜欢这一并不可靠的传言——顾随只是在《苦水诗存》有“自民国十三年以后专意于词”之语——因为这很能代表顾随的风格，透示他在文体选择上的艰难决断。
顾随可能认为冯至在新诗上的才华超逸自己，他曾在致卢继韶的信中，对冯至的诗歌赞不绝口，“君培的诗已经看过四首，很带些神秘的色彩”，“君培天才高出，能超越烦恼，自寻乐趣”，以至于每每渴待读到每一首冯至的作品：“君培的近作，千万都寄来给我看。我渴极了，要饮些酒浆了”，“君培如有近作，请寄来一看。此亦跛不忘走、盲不忘视之意也。”新文学的业绩，让冯至去完成好了！
但又不止于此。顾随放弃新文体的努力，开始专注在古典文体上发力，个中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源于他对旧文学的不能割舍，以及在古典诗词上从幼年始即不断增进的修为。既不能忘情旧好，又贪图新近所得，舍则偏美，合则两伤。顾随之所以选择旧体词曲而放弃在新诗上的努力，当出自这一自觉的权衡和较量。
冯至与顾随结识于1921年，八年之后，冯至出版了两部新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从而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顾随则出版了两部词集——《无病词》《味辛词》，并因此而为人举荐，登上了燕京大学的讲坛。一个成为新诗的巨子，一个自是词曲的健将，只是殊途同归，顾随的词曲与冯至的新诗是息息相通的，无不是时代新精神浸润之下的产物。
顾随《无病词》付印后，获得沈尹默的激赏，通过沈尹默又结识了燕京大学的郑骞。正是在郑骞的引荐下，顾随从天津女子师范的教员一跃而成为燕京大学的讲师。1929年10月，顾随正式到燕京大学国文系履新，先后担任词选、曲选、楚辞、汉魏六朝赋、近代散文等课程的主讲教师，从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燕园生活。
课余的顾随仍汲汲于填词，很快便编成第三部词集《荒原词》出版，此后又钟意于古典诗歌的创作，“忽肆力为诗，摈词不作”（《留春词·自叙》）。兴之所至，偶尔还创作散文和散曲。刚刚立下“诗词散文暂行搁置，专攻南北曲，由小令而散套而杂剧而传奇”的元曲研究计划不久，又因为“痛遭先严大故，促成我与禅宗最大之因缘”，开始钻研佛学。担任燕大教职的顾随，正当学术生命的壮年，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各具气象，较之任教天津女师时，愈发地汪洋恣肆。
燕园与清华园仅一墙之隔，两座学府之间的学术交游却没有隔阂，仿若浑然一体，而又自成天地，俞平伯、沈尹默、吴宓、周作人、朱自清、郑骞、浦江清、叶公超等人先后成为顾随的座上宾，顾随也时时拜访他们。顾随在燕园的前八年如鱼得水，可谓是生命中最快意的时期之一。
然而日寇的炮声敲碎了国人的迷梦，沦陷后的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当时很多大学举校内迁，而作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没有必迁的理由，仍然留守在沦陷区，岿然成为北平学界的“孤岛”。虽然在校长司徒雷登等人的斡旋下，日军尚不敢公然侵犯，然而阴云密布，危机四伏，很多燕大师生动不自安，纷纷选择离平南下。
1938年初，陆侃如应云南大学之聘，辞去燕大国文系主任一职，夫人冯沅君挈孺随行。“七七事变”后，来自清华、北大的兼任讲师纷纷避乱而去，本就七零八落的师资阵容，因为系主任陆侃如的出走，更显得冷清了。然而还是有很多教授学者固执地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顾随。
从1939年开始，顾随开始以辅仁大学为主，燕京大学的教职成了兼任。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从此，他专任辅仁大学教授。辅仁大学，连同他所另兼教职的中法大学，都是教会学校，在故都的阴霾下艰难求存。如果说陆侃如、冯沅君伉俪的离开，因为私交不多，并未太多影响顾随的话，他的学生杨敏如的辞行近在眼前，可能对顾随的震惊更大。据杨敏如回忆，顾随当时对她说：“你是该去的，只要有条件就该离开这里。”（杨敏如《回忆恩师顾随》）这句送别的话有无双关的含义呢？我想是有的。学生杨敏如该去，教师顾随为什么不该去呢？
当时已经在燕京大学乃至整个北平教育界声名鹊起的顾随，相信一定会有内地大学乐意延聘，学生杨敏如“有条件离开这里”，教师顾随自然也有离开的条件。可殊不知那时的顾随育有六个女儿，他和夫人徐荫庭女士均染疾在身，这一定拖累了他南行的脚步。可问题是顾随真的有想过离开沦陷区的北平，并且想要付诸行动吗？
我认为顾随坚守在北平，是他主动作出的人生决断。艰难困苦对于个人而言，正是铸就卓越的最强筋腱。顾随在评价杜甫时曾说，与其在山林中悠游自在，不如在城市中愤世嫉俗。杜甫困守长安，备受屈辱和冷眼，然而正因为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成就了杜甫多难而光辉的人生。“余近日以为悲哀同快乐，不但有一样之价值，而且对于人生，有一样之影响”，对于文学人生来说，尤其是这样。
然而，顾随的坚守又不是仅仅为了成就自己，而是与故都百姓同在的自觉选择。叶嘉莹在《〈苦水作剧〉在中国戏曲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就》中说：“顾先生不赞成那种只顾自己清修的‘自了汉’，他曾说，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像虫子一样在污秽的地面上蠢蠢爬行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够飞起来离开污秽的地面当然更好，但那并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境界的人，他虽然能够飞起来却不肯独善其身，他不惜落下来回到污秽的地面，教给大家怎样才能飞起来，一起离开这污秽的地面。”北平的地面当然并不污秽，只是因为侵略者的践踏，而愈发坎坷和泥泞而已。顾随无法帮助人们离开这“地面”，甚至他自己也无法振翅高飞，但他敛翼坚守，仍是主动的行为，而非被动的选择，无可奈何却又无如之何，以一份坚毅而坦然的人生态度昭示世人，“在污秽中，开一朵赤红的花”。（《致卢继韶》1924年10月18日）
顾随坚守沦陷后的北平，最大的欣慰在于学生的成才，日后的传法弟子——周汝昌和叶嘉莹，都是在这一时期遇见的。在近年出版的顾随书信集中，除与卢伯屏、卢继韶兄弟外，与此二位弟子的书信独多。他曾在致叶嘉莹的信中说，不希望仅成为传法弟子，而是在此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足见顾随对叶嘉莹期望之殷。
然而随着叶嘉莹迁居台湾，多年未有音讯，顾随遂将对弟子的期望更多地转嫁在了周汝昌的身上。据周汝昌说，他在读到顾随诗集中有《和叶生韵》《再和叶生韵》七律多首时，一再追问顾随：“叶生者，定非俗士，今何在耶？”顾随默而不答。1952年，顾随大病初愈，手书赠周汝昌：“昔年有句赠叶生，‘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云吾道南’，今以移赠玉言（周汝昌字），非敢取巧，实因对题耳。”
闵军《顾随年谱》在“1945年”这一年中特别辟出一节，叙述“顾随学识渊博，有独特的讲课艺术，在几所大学备受学生欢迎和爱戴”，并引用周汝昌、叶嘉莹、阎振宜的回忆为证。可补充的尚有：
顾先生讲课有时候就像王国维说的一样，就进了“无我之境”，怎么是“无我之境”呢？就是顾先生讲着讲着，就迷醉在作品里了，学生一听，也都迷醉在作品里头。（杨敏如《回忆恩师顾随》）
顾先生讲课，时而清谈娓娓，洞幽发微，时而议论滔滔，妙语连珠，听者如沐时雨，如坐春风，非只在学业上得到滋润生发，而且会感到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王双启《时雨春风——先师顾羡季先生的课堂教学艺术》）
此外，李树松、刘琦等都有对顾随教学的深情回忆，此不赘举。总而言之，顾随在教学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深得学生的喜爱，而这份教学上光辉的业绩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实现的。
日本投降之后，身陷囹圄的顾随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内战接踵而至，很快便又跌入了沉沉的暗夜。在北平解放的前夜，顾随终于一病不起。闵军《顾随年谱》载：“（1949年）9月初，病重，住中和医院治疗。12月初，再次病重，住中和医院抢救。年底，教育部特准先生退休养病。”此后的两年间，年谱仅寥寥数字，“在家休养”。直到1952年春，顾随的病痛才渐渐痊愈。这次沉疴重疾，累积了十年有余，一发而难收拾，幸而吉人天相，顾随终于从病痛中获得了重生。
实际上，大病初愈的顾随还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然而这时的燕京大学已并入了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沉舟侧畔千帆过”，他忽然发现自己没了去处。养病时的他可以安享国家的补贴，病愈之后便必须出来做事了。那时的他，遂面临着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抉择。
1953年2月18日，顾随接到北京图书馆的邀请函，参加“爱国诗人杜甫讲演会”，与冯至联袂登台，冯至主讲，顾随朗诵。这是顾随大病三年后第一次在公开的社会活动场所露面。大概就是在这次讲演会的前后，冯至邀请顾随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以研究古典文学为职志。另外，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王振华也向顾随抛出了橄榄枝，王振华师从李何林研究鲁迅，但在中学时代曾深受顾随影响。她派年轻教师杨敏如代表天津师院去北京面请顾随，而杨敏如又恰好是顾随在燕京大学教过的学生。
摆在顾随面前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是到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做专门的研究工作，好处是职高位重，出言为鼎，很快就可以在学术界确立更高的权威地位，而且可以据守北京；一是到一所地方师范院校，主要以培养人才为主，仍然可以站上三尺讲台，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而且天津离北京近在咫尺，顾随并不陌生，他在那儿曾有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经验。
杨敏如在知晓此时的顾随有选择到中科院工作的机会时，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她按照常理推测，顾随大概不会放弃待遇优厚的研究工作机会，而迁徙到天津任师院的教师。然而事实出乎她的意料，顾随的一番长谈让她又重燃希望。多年后她清晰地回忆说：“顾先生他说不，你等着，我告诉你，我不能没有学生，我不去做研究工作，天天看不见学生，我得看年轻人，不能没有学生。……他说你容我几天，我要开家庭会议，因为我没有家里人帮助我，我一个人不能生活，所以你等着我。”（杨敏如《回忆恩师顾随》）在与家人商量妥当之后，顾随干脆地拒绝了冯至的邀请，移砚津门，开启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坛生涯。
关于顾随在教学上的热情和投入，叶嘉莹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评价：“我以为先生平生最大之成就，实在还并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对古典诗歌之教学讲授。”重拾教鞭，在青春莘莘中焕发自己的青春，培育一个又一个读书种子，确实是比读书作文更重要的工作。这一人生决断，在他人来说固然很难，但对顾随来说却很轻易——这轻易中却含有十分的重量。
冯至在《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中曾阐述基尔凯郭尔的哲学观，认为他一生的著作都可以用《非此即彼》来概括：“基尔凯郭尔认为，人不能敷敷衍衍地生活，人要‘决断’，在‘决断’中才能体验到真实的生的意义。”顾随的一生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新文学的坚持与转型，沦陷区的留守与出逃，三尺讲台的远离与登临，他作出了自己的决断，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充分体验到了作为一个人的艰难的意义——因为决断的艰难，其中含有的意义也越重大。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