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史研究专家、作家、翻译家，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文学史的经典著作，至今在国内外仍有着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必读的一本书。因此，关于刘大杰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果的有关资料，一直是许多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笔者收藏了几份20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关《娜达莎》译稿信件往来的资料。其中有中青社的收发文联合登记卡两张，中青社给刘大杰的信件底稿一封一张，刘大杰给中青社的信件一封两张，孙梁给中青社的信件一封一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往来的信件远远不止这三封，其他的还有待于继续查找。但是即使如此，也称得上是弥足珍贵的。

　　1954年7月1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给刘大杰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刘大杰同志：

　　承蒙介绍孙梁同志替我社翻译文艺书籍，不胜感谢。最近，我社已约孙梁同志翻译《娜达莎》一书，并已签订约稿合同及预付部分稿费。昨日孙梁同志来信说，因从事翻译外无其他工作，拟与我社提前签订该稿出版合同，再支付一部分稿费或者每月津贴若干。按我社书稿出版合同，系在发稿后才签订，《娜达莎》一稿既未译好，提前签订出版合同实有困难。至预支稿费或按月津贴稿费一项，我社因系与孙梁同志初次合作，情况不够了解，不知孙梁同志生活情况如何？除与我社订有约稿合同外，是否仍与其他出版社订有合同？译文水平及翻译态度等，亦不够了解，望抽空将上述情况告诉我们。

　　期待着您的帮助。

　　敬礼 原信附上，请于复信一并退还。

　　七月十日

　　底稿上还有三段批语。一行是署名“江”的人7月12日写的“送李庚同志审阅”，李庚在7月14日的批语是“着重的问题，应是要先看译稿，不能只是问刘。”7月15日，署名“刚”的人批上“抄某”（信件底稿中看不清的字用“某”代替）。这样前后经过了几天，信件可能是16日才发出，因此日期就改为7月16日了。

　　1954年7月21日，刘大杰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回了一封信：

　　编辑部同志：

　　七月十六日信收到。孙梁与任溶溶两同志，原为同学，都是我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孙梁于解放前一年又进清华研究院（外文科），英文程度确有相当水平。解放后，他们都学习俄文。在俄文的程度上，孙似不如任。最近由于任溶溶同志的介绍，孙梁替少年儿童出版社翻译了一本少年读物的小说，约十万字。（自俄文译）听说成绩还好。

　　1.孙梁原由李广田先生约他到云南大学去教书（前年），因为他母亲患重病，故未去。生活负担较重。父亲早死了。

　　2.他上月替少年儿童出版社译完约稿以外，未与其他出版社订合同。

　　3.他翻译态度尚认真，亦肯接受意见。（他译的《和平战士》（巴甫连柯）在去年文艺报上有人推荐过）但因为要钱用，有时未免草率。这次替贵社译书，我曾劝他“严肃认真细心负责”。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4.我想他译好五万字后，寄给贵社审阅一遍，如有相当水平，可否按月酌量支给生活费，即预支稿费捌拾万元至一百万元（不可太多），以半年为期。全书译完后，再做决定。

　　5.我之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一切应按计划和制度作事。贵社如有不便之处，可以不必迁就。他是我的学生，我可以劝他的。

　　另有我的学生（五年前毕业）朱增汶君，英俄文程度都还不错，也译过几本书，最近上海还出版过一本《第三个副官》（西蒙诺夫）。他最近译完了《万尼亚同志》，托我介绍，不知贵社已约好他人否。如已约定，则请退还。如未约定，盼审阅一遍。我于明日赴京开会，寓前门外高教部招待所。有信请寄该处。我在京约两周。此致

　　敬礼

　　刘大杰

　　七月廿一日

　　《万尼亚同志》译文另挂号寄上。

　　在两封信中提到的三位青年学者及有关问题，不妨通过搜集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这里略作说明一下。

　　第一，关于孙梁。孙梁（1925—1990），外国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代表作有《英美名诗一百首》《罗曼·罗兰文钞》《孙梁文集》等。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还只是一个翻译了几本小册子的青年学者。孙梁翻译的巴甫连柯著《和平战士》，由泥土社于1953年出版。孙梁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翻译的小说，指的应是伏隆柯娃著《大城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出版。除此之外，在1954年以前，孙梁还有其他三本译作：即西蒙诺夫著《友人与敌人》，泥土社1953年出版；用“孙楚良”之名翻译的柏林斯基（现在一般译为别林斯基）著《论普希金的“奥尼金”》，泥土社1953年出版；与俞惟荣合译的法斯特（现在一般译为福斯特）著《作家——人民的良心》，自由出版社1954年出版。另外，当时的人民币旧币一百万元的币值，等于1955年3月以后的人民币新币一百元。

　　第二，关于朱增汶。刘大杰在信中提到的朱增汶，应为“朱曾汶”。信里说朱曾汶出版过译作《第三个副官》，似有误。西蒙诺夫所著的《第三个副官》，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者是西蒙诺夫并以《第三个副官》为书名的，一共有两个版本。一是由泥土社列入“苏联战士丛书”，于1954年出版的，一共收录西蒙诺夫的七篇短篇小说，译者是高戈。二是由时代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一共收录西蒙诺夫的六篇短篇小说，译者是宋逮。两书均与朱曾汶没有关系。当时朱曾汶已经出版过的译作有三种：辑译苏联短篇小说集《宝藏》，泥土社1953年出版；辑译苏联短篇小说集《祖国的光辉》，上杂出版社1953年出版；翻译索弗罗诺夫所著四幕剧《非这样生活不可》，上杂出版社1953年出版。

　　在这封信里，刘大杰还郑重地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推荐了朱曾汶的译稿《万尼亚同志》，并把他的译稿寄给了中青社。士里亚胡著《万尼亚同志》，后来的确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的，但译者是张鸣而不是朱曾汶。估计是中青社早就与其他译者联系好了，因此没有采用朱曾汶的译稿。朱曾汶后来成为翻译家，专攻西方经典政治学著作，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杰斐逊选集》《林肯选集》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

　　第三，关于任溶溶。刘大杰在信里顺便提到的任溶溶，当时已经翻译了《小哥儿俩》《列宁的故事》《给孩子们》《亚美尼亚民间故事》《我们的工厂》《树林里的城市》等不少书籍，后来成为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代表性的创作有《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代表性的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全集》等。

　　1956年3月4日，孙梁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了这样一封信：

　　编辑同志：

　　（56）青编二字（因信纸破损可能有缺字）0595号（二月廿一日）来信及“娜达莎”全部译稿已收到。

　　所提各项意见都很正确，切实而具体。当遵照这些原则并细心认真地进行修改，务必在能力范围内使质量达到尽可能完善的地步。至于将定译稿寄上的时间，在目前不得不顾及一家人生活的情况下，很难预计（因为必须另找固定工作，或再译些比较短的东西），但当努力争取在十月底以前完成任务。（如客观条件许可，或更早些）。专复，即致

　　敬礼

　　孙梁

　　三月四日

　　通过各种图书出版检索工具，可以说孙梁翻译的《娜达莎》一书，最终还是没有出版，似乎也没有交给其他出版社出版。翻遍整本的《孙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也看不到一点与《娜达莎》译稿有关的痕迹。孙梁已于1990年逝世，不知他的《娜达莎》译稿是否尚存于世间？

　　本文所介绍的第一手资料，一是可以看出刘大杰对学生辈的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帮助，二是可以看出当时出版社出书严谨认真的运作特点，三是可以看出青年学者努力工作的精神，因此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份宝贵的史料。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