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纳西族家庭，自幼失去父爱，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并让我接受了高等教育。伟大无私的母爱给予了我人间最珍贵的情感，给予了我自强自立的品格，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也许就是这一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我对母亲、对妇女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敬佩与挚爱之情。这就是我从自发到自觉地献身于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我之所以能读书上学，与母亲关系很大。外婆那一代人，女人是没有读书的权利和机会的；母亲那一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妇女有幸入学，母亲却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她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供我上学。我考上大学时，连中学校长都不相信妈妈会放我到远隔千里的重庆。可妈妈却毅然催我上路：“去吧！女儿，好好读书！别惦记妈妈！”怀着对新社会的感激之情和对妈妈的回报，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留校，成了一名高校教师。

　　抹不掉的民族情结

　　我自幼生活在纳西族与汉、白、藏、普米、傈僳等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地域与社会文化氛围里，故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有着一种纯朴自然的关注。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贪婪地学习汉语言文学及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汉文化的精深博大，使我陶醉，也深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为了让外界更细致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下决心要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和介绍上，几十年初心未变。20世纪70年代末，我回到云南，有机会圆了这一长久的梦。从此我一头钻进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编辑、研究工作中。在研究中，发现民族文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一个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于一炉的文化共生矿。于是我的研究由民族文学（从广义讲，也属文化范畴）拓展为民族文化——实现了第一个转折。

　　遨游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海洋里，我发觉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有许多共通的东西，譬如远古人类对天、地、人的朴素认识，原始的宗教观念，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进行的创造，等等。只是汉民族有数千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和文献，少数民族则多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党和政府便着手发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今在进行民族文化的发掘整理时，我们更多了一种“抢救”意识。几十年来，民族文化传承人出现了“断层”现象，常常是这次才去采访了某位最熟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老者，下次就会碰上他/她的葬礼，他/她头脑里装着的东西就这样带走了，给后人留下许多遗憾。也正因这样，一种刻不容缓的使命感时常在催促着我。

　　在研究中，我得益于民族文化的熏陶，也得益于汉文化的素养。它们使我能较自如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内涵，并能较通顺地用汉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同时视野得以开阔，在后来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受益匪浅。它让我从一些现象入手，探究其深层的文化因素，从而揭示其本质，同时还可作异质文化的对比，开拓思路，有利于认识的深入。

　　踏上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之路

　　在从事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采录、评介和研究工作中，我发觉妇女是个很重要的角色，许多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以她们为主题，许多民间文化以她们为保存或传承的主体，然而她们却往往被忽略或被淹没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里。以纳西东巴文化为例，早期的神话传说充满了对女性的赞扬和崇敬，女性被显示为创造者，被显示为美、善和知识的源泉；到后来则被贬低为毁灭性的，把她们与死亡、疾病和灾难相联系。这一过程正是社会以女性为中心到以男权为主导的历史轨迹的折射。于是，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写了《东巴教的女性崇拜及其演变》一文，目的在于对以男权为核心的东巴文化的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妇女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们是家庭的支柱——家庭生活的安排者、子女的抚养者、老人的伺奉者、家务的承担者、田间农活的管理者、集市贸易的参与者，如此等等。记得有一次在小凉山考察，一位法国女学者不无感叹地说：“原来农村的生活是妇女支撑起来的！”的确，少数民族妇女背上的负荷太重了。但她们性格直率，聪明能干，能编会织，能歌善舞，会种田，会栽树，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她们总是顽强地生活着。一种责任感时时在驱动着我，让我以少数民族的心态和女性的身份去理解、去研究我的少数民族姐妹们，去为她们鼓与呼，去让外界了解她们的生活、信念和需求。于是，我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女性和少数民族女性的研究。这是由我的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决定的，这双重身份总是使我潜意识里关注与自己有着同样身份的群体及个人命运。而当时也正是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妇女问题凸现之时，国内的妇女研究已勃然兴起，我也被卷入了这股浪潮中，从此又开始了我的第二个转折——从民族文化研究拓展到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我正式走上专事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之路，始于1990年底。当时我参加了西南民族学会召开的贫困山区与社会进步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有关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发言。就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妇女研究专家，以后又先后应邀赴美、加、菲、泰、印、韩等国参加学术讨论会和学术考察。以后几年，我从李小江、李静芝等分别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吸取了更多的养分。通过中与西、汉族与少数民族、男性与女性的对话和交流，开阔了我的视野，加深了我的认识，由自发而自觉，我把自己研究的领域转向了少数民族女性。

　　我发现了民族文化中闪光的东西，同时也为在强大的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新构建有着几分忧虑和茫然。为了较多了解少数民族妇女的状况，我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边远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上，我先后到了滇西、滇东、滇南、滇北十多个民族的山寨和田野，傣家的竹楼里、彝家的火塘边、拉祜村寨的茅屋里、藏家的锅庄旁、纳西的院落里、苗家的山寨上，都留下了我的身影。蹚过浑浊的河水，踏着泥泞的山路，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乃至睡在猪圈楼上，已经习以为常。这些社会调查，使我接触了最质朴的人们，他们淳朴自然的品质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使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同时也让我了解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对女性的塑造：摩梭女的爽朗和自信，苗家女的谨慎和淳朴，傣族妇女的温柔，白族妇女的精明……都让我去思索、去探寻。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户户实实在在的家庭，一个个具体的村寨，我了解到了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看不到的生动真实的存在，引发我去追根溯源。

　　多年来，在深入边远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中，为那里的父老乡亲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顽强的生存能力所深深打动的同时，也有不少事让我心情沉重，尤其是妇女所面临的困境。

　　为了提高自己的研究质量，我试图将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运用于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上，同时吸收一些西方的农村调查方法和两性分析方法。在运用这些方法时，我体会到要结合本土实际，灵活运用，切忌刻板化。以农村参与式调查方法即PRA为例，它的人本主义思想、它的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都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但在调查边缘“个体”方面，有它不足之处，所以我又加进了民族学的宗谱图表及通婚圈等方法，以确认社区语言权、资源占有权等问题。

　　对“文化隔层”的感受

　　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深深体会到民族文化交流中存在的“文化隔层”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生活在某一既定的文化圈里，受其濡染，往往难以超越或摆脱。我们在观察或研究另一种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用自己所熟悉的观念、情感和习惯来看待和分析，于是得出不尽符实的结论，这就是“文化隔层”所导致的结果。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当我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体验之后，再来审视外界有关我的民族的一些史籍、作品时，深感文化隔层所造成的误解和曲解。这一问题，在摩梭母系制研究中更为突出。我用12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最后得出了“摩梭母系制并非原始意义的母系制，而是存活于当今的、与父权制迥然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模式”的结论，我认为它是摩梭人的一种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我同样认为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或实践，都不能忽视事实上存在着的“文化隔层”问题。我就是以此来要求自己的。我也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研究人员本身，应注意克服狭隘性，应与别的民族的科研人员共同切磋，取长补短，这样才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弘扬光大。

　　生命有限，事业无限。从事教育工作、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妇女问题，是我的为学“三部曲”。我这个由高原、大山和江水抚育出来的少数民族女知识分子，永远热爱着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热爱着我的这片土地上的姐妹兄弟们。

　　（作者单位：云南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