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文明:周氏两代学人与中国剧场史研究
2017年07月17日 09: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17日第1249期 作者:车文明

  周贻白是中国戏曲史、戏曲理论研究领域的大家,是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第一个撰写“全史”的专家。周贻白对中国戏剧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是撰写了第一部《中国剧场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开创了中国戏曲史研究新领域——剧场史研究。

  在《中国剧场史》中,作者首先对“剧场”这一概念作了界定。在简要勾勒剧场的发展历史后,着重分析了商业性剧场瓦舍勾栏与茶园酒馆(戏园)的结构、历史、功能等。此外,作者指出:“宋元以降,最普通的剧场,便是一般神庙了。神庙的建筑,照例于正殿的对面设有一座戏台。戏台与正殿之间,必留有一大片广场,以容纳看戏的观众。这种形式,在神庙的建筑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他特别提到:“戏剧本起于祭祀仪式,故当时戏剧的演出,除了私人设有小型的舞台和内廷的专门建造外,一般人要看戏,便得到神庙或逢有祭祀的其他地方。至于售卖客座的剧场,则还是最近的事实。”随后,作者用图表列出了神庙剧场舞台的四种形式,并根据陕西省武功县城隍庙戏台绘制了平面、立面示意图。同时,对清宫大戏楼、近代新式剧场均作了简要的描述。此外,对戏台的上下场门、后台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上下场门具有时间空间的意义,“视为戏剧演出的枢纽”。在第二章,作者对剧团的组织、脚色的历代演变、脸谱与装扮、砌末与场面等均作了细致的考述。第三章,对曲词、道白、科介、武技、开场与散场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关注当下活跃于剧场的京剧及地方戏,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剧场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商业性剧场,主要有出现在宋元时期大城市的瓦舍勾栏与清代中后期一些大都市的茶园酒楼以及戏园子;神庙剧场,包括遍布广大城乡的各种庙宇剧场、祠堂剧场、会馆剧场等;宫廷剧场,包括历代宫廷里的各种剧场;王公贵族私家园林剧场,主要是历代王公贵族建于私家庭院及园林里的剧场;临时性剧场,主要指在广场街道或旷野临时搭建的舞台,用毕拆除。当然,中国戏剧具有无处不歌舞的特征,举凡厅堂、舟船、街道、广场、院落,均可以撂地做场,但因为这些临时借用的场所没有相对固定的演出与观剧设施,一般不把它们作为专门性剧场来研究。其中,神庙剧场是中国古代剧场中绵延不绝、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剧场类型。由前述可发现,周贻白所论已经涵盖了主要剧场类型:商业性剧场、神庙剧场、宫廷剧场与私家园林剧场,尤其是敏锐地发现了神庙剧场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后代学者屡屡提及并不断完善,周贻白的发现之功,实属不易。同时,由上述可知,《中国剧场史》已涉及这一学科的大部分基本范畴与基本研究领域,诚为中国剧场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周贻白之子周华斌,子承父业,是当代戏曲研究的名家,在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表演、傩戏、戏曲文物等诸多领域多有创获,成果丰硕,尤其对中国剧场史理论建构有着重要贡献。

  周华斌对中国剧场的研究成果颇丰,集中体现在《京都古戏楼》《中国早期剧场论》《中国古戏楼研究》《中国剧场史思考》等论著中。概括而言,对古代剧场宏观研究有如下创获。关于中国古代戏剧演出特征,他认为是流动演出与固定演出相辅相成。戏楼遍及城市乡村而成为民俗建筑,剧场类型包括:宫廷园囿戏楼、王府私宅戏楼、会馆戏楼、茶馆酒楼戏园、杂耍场馆、庙会社火戏楼。尽管这些戏楼的地面建筑有豪华与简易之分,舞台装置有复杂与简易之别,但是总的特点均表现为:一方空台,三面围观,通过演员像走马灯似地上下场,流水般地叙述剧情。其间的主要区别是室内舞台和广场高台。前者使戏曲走向高雅细腻,如弦索宫腔、昆曲雅部;后者使戏曲走向粗犷热烈,如梆子、高腔。中国戏曲的二三百个剧种,绝大部分为民间戏曲,多成长于广场高台,开阔的广场和高逾人头的舞台,造就了戏曲艺术如下特征:1.时空的假定性和虚拟的乐舞技巧;2.色彩明丽的装饰性舞台空间;3.夸张的动作表演;4.类型化和脸谱式的化妆造型;5.强烈的节奏、高亢的声腔——锣鼓、梆子等击节乐器,尖亮的琴笛,高吊的嗓音,抑扬顿挫的韵白;6.浓郁的技艺成分——唱念做打、四功五法,以及武术、杂技、变脸、打出手等特技。中国戏曲基于广场高台的演出环境,也从未脱离过这一环境。当其走入厅堂和剧场之后,又在广场技艺的基础上增强了抒情性、戏剧性的层次和文学性的内涵。所谓“写意”的戏剧观,不可脱离剧场的因素。周华斌较早关注剧场形制与戏曲特征之关系,使剧场史研究突破单纯的建筑、经营以及舞台美术等发展状况的描述,而使之提升到有关戏曲本质特征的探究,是学术高度与深度的体现。

  《京都古戏楼》是区域性专题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22万字,44幅图片。作者以“中国早期剧场论”为序篇,阐述中国古典式剧场的发展演变规律,概括宋代都城剧场概况。随后各章分别阐述唐辽、金元、明清时期京都的戏剧迹象及演剧场所。书中各章均选择重点文物古迹为典型详加考述,如第一章“唐辽北京地区的俳优散乐活动”介绍了云居寺唐塔“打野胡”及俳优石雕双林寺、戒台寺经幢之辽代乐舞石刻,云居寺石塔之辽代伎乐、乐舞石雕。第二章“金元京都的乐楼及妓馆勾栏”主要从文物文献中勾勒金元京都剧场,指出:元大都没有官方营建的专门性剧场,有民间剧场——勾栏,乡村或有庙宇乐楼。第三章“明代京都演剧场所”描述到:明初南京有御勾栏及16座官营酒楼,此外还有临时性戏台——草台,北京有教坊司所属剧场及兼演戏曲的酒楼,周边庙宇亦有戏台兴建。众所周知,清代为中国戏曲史上戏曲活动最为繁盛的时期,从数量、规模、质量均远迈前代。北京作为都城,具有引领时尚、汇聚天下的功能。书中对清代的戏楼着墨尤重,共分为6大类型,详细考述了18处宫廷园囿戏楼、8处王府私宅戏台、11处会馆演剧场所、30处清中后期酒楼及戏园、多处著名杂耍场所、19处庙宇戏台,对每一类剧场均从建筑结构、演剧特征、观演关系等方面条分缕析,详加考论。末章为“京都演剧场所旧迹一览表”,共151处。廖奔曾评价《京都古戏楼》:“最先空谷传声,开辟了区域古戏台调查研究的著作先河。可贵的是,他立足都城而展望整部中国戏曲史,已经触碰到了剧场史的许多关键环节并作出有价值的论述,这是其他后来出版的地域剧场史所不及的。”这一评价是切合的。20多年来,区域性剧场研究著作出版不下20部,但能够与之比肩者似乎还没有出现。

  周华斌与朱联群合编的《中国剧场史论》与《中国剧场史资料总目》是“戏剧戏曲学书系”的两部力作。前者收录了国内44篇具有代表性的剧场史论文,时间上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00年。后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剧场史研究资料索引。全书分“专书与参考书”、“期刊与报纸”、“论文集与资料汇编”、“志书”、“百科全书、辞典、年鉴”、“图片与图表”六大部分,将1913―2002年间出版的有关剧场史的文献目录搜罗完毕,对一些专书的相关章节,志书、辞书中的条目以及书中插图均一一录入,尤其是一些内部出版的资料汇编亦囊括殆尽,弥足珍贵。全书28万字,内容宏富,体例完善,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收录范围以大陆为主,兼及港台。

  在《中国剧场史论》的序言中,周华斌简洁精练地概括了世界剧场史观念、研究的演进,可以看出是其数十年来深入思考、精心探究的发现与收获,深入浅出,要而不繁。作者在对剧场概念做简要鉴定后,首先追溯“对剧场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由古代重文轻艺的传统,到17世纪的中国、19世纪的欧洲,分别开始“将戏剧的研究从案头文本拓展到演员的场上表演”。从1899年德国学者普罗尔斯《关于戏剧学的问答》提出“戏剧学”概念,到1902年,同是德国的理论家赫尔曼在《剧场艺术论》等论著中“毫不含糊地把舞台艺术从戏剧文学中独立出来”。再加上另一位学者廷格发表的《作为科学的戏剧学》,从美学的角度论述戏剧学,现代戏剧学正式诞生。从戏剧组成二要素(演员、观众)、三要素(演员、观众、剧本)、四要素(演员、观众、剧本、剧场),“‘剧场’作为要素的提出,显然与剧场技术的发展以及它在戏剧演出中越来越重要有关”。“剧场学成为戏剧学的一个分支。剧场及剧场中的舞台,是连接演员与观众的媒介,是戏剧的载体。”“在世界剧场史上,中国古典演剧场所源远流长,文物众多,形态丰富,遍布朝野,自成系统。”在梳理中国剧场史研究理路后,作者指出:“尽管有关中国剧场史的著作出了不少,但是研究方法多以文献文物为依据,限于‘古代’和‘戏曲’的范畴,重在考述由宋代到清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对戏曲成熟以前的‘前戏剧’剧坛和20世纪以来因戏剧形态变化而带来的剧场变革关注不够。……鉴于此,笔者与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朱联群先生合作,遴选20世纪以来与剧场史有关的代表性论文和论著片段,编为‘中国剧场史论’。”此书内容全面、经典尽收,足以嘉惠学林,是周华斌对中国剧场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

  就如周传家所言:“周贻白先生一辈子在戏曲艺术里摸爬滚打,是真正爱戏、懂戏的人,是戏曲的知音和功臣,是个‘两全’人物。……周华斌接过乃父手中的戏曲遗产,不断传承发展,谱写新篇,子承父业,踵武赓续,克绍箕裘,展露出基因相传、青蓝相映的风采。”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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