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乐与哀、甜与苦及劳动者的生存境遇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抗日战争爆发后，生产环境遭到破坏，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当时许多文学作品对此都有反映。作为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对待劳动、劳动者的态度和立场对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创作有导向性的影响。而在各种文体中，延安旧体诗关于劳动的书写极具典型性和开拓性，构成了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景观。

　　多维度展现劳动的内涵

　　延安的旧体诗创作者主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李木庵等。他们创作的出发点、看待劳动的眼光及对劳动的理解都是崭新的。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将劳动置于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事业之中。抗战时期，延安组织的大生产运动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和现实需求。强调劳动，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封锁，实现经济上的“自救”；另一方面则是要构建新的劳动理念与价值共识，从而达到改变整个社会文化心态和思想的目的。1943年4月8日《解放日报》所刊社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劳动的道德观念，把劳动看做光荣的事，把游手好闲看做无比的耻辱。”因此，延安旧体诗对劳动的书写也就有了丰富的政治寄托，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对劳动与人性、劳动与革命、劳动与发展的深刻理解。

　　首先，表现劳动之美，展示劳动的快乐与神圣，肯定劳动的价值。李木庵的《纺纱词》云：“咿呀不断纺车声，轮转纱长半欠身。姐妹班中群比赛，看谁细致看谁匀。”他的《延安新竹枝词》其中一首写道：“娇小农娃正及笄，耕云锄月斗新姿。英雄岂尽须眉事，巾帼争夸马杏儿。”不管是“半欠身”还是“耕云锄月”，都是劳动中最美的“新姿”，充满了热情与活力，洋溢着昂扬的斗志。李木庵在《开荒曲》中写道：“边地年辟千万顷，一日开荒三亩强。问谁更创新纪录，劳动英雄赛一场。”劳动者被视为“英雄”，劳动成为一种光荣、庄严、伟大的事业，劳动和劳动者在延安得到肯定与尊重。因此，劳动者的劳动自觉被唤醒，他们在劳动中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如林伯渠《春游杂咏》其中一首曰：“野老告予春麦好，一寸春雪一寸金。今年荒地更多垦，扶老携幼来远人。”“更多垦”的劳动计划不仅是一种自觉的劳动意愿，更隐含着一种希望。续范亭也不由得感叹：“生产劳动真神圣，建设应推共产党。”

　　其次，倡导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劳动者身份平等，通过劳动凝聚各方力量。钱来苏《陕北行》写道：“生产大运动，群力胜自然。男耕与女织，机杼同锄镰。渠井兴水利，堤坝砥狂澜。良田川原接，收获仓盈千。大家精神好，努力克困难。党政军民学，无人不在田。实行仅三载，衣丰食亦赡。”延安大生产运动得到军民积极响应，他们来自“党政军民学”，分工不同但贵贱无差，在“以天为幕，以地为席”的劳动空间里，实现了精神的凝聚。正如董必武在《答木庵见赠元韵、兼呈林谢二老》中所言：“边区建设重生产，我愿参与不为客。”

　　再次，倡导劳有所得，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阐扬劳动改天换地的力量。朱德的《游南泥湾》、林伯渠的《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吴玉章的《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谢觉哉的《南泥湾》、续范亭的《南泥湾杂咏》等作品反复言说劳动“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劳动不只付出体力，也需要勇气和智慧。南泥湾这个“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地”经过劳动的改造后，“美丽似江南”（吴玉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南泥湾的“蜕变”说明劳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计划的，劳动不是蛮干、单干，而是精心谋划后的集体协作。正如续范亭在《南泥湾杂咏》中所说：“抗日何所恃，忠贞与汗血。巩固根据地，首要在建设。我闻南泥湾，朱公新开拓。林深多猛兽，地险少人迹。公来指画详，谋定施垦殖。去年无烟火，今已户三百。四方难民辟草菜，八千壮士斩荆棘。一载辛勤成绩著，由来经济重劳力。”

　　最后，挖掘无产阶级的“劳动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实现身份认同。延安的新气象给诗人带来了心灵的震撼，钱来苏在《重到延安》里赞叹“旧邦改建新天地，百度端从大众谋”“赤心儿女来归疾，铁臂工农创造优”。李木庵《秧歌舞吟》写道：“工农事业本神圣，物质文明交相竞，英雄队里不平凡，生产声中宜歌咏。高尚娱乐人人好，党政军民齐号召……普天同庆齐欢笑，明年秧歌更热闹。更热闹，诩政教。”劳动者收获的不仅是物质劳动果实，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感、尊严感和自豪感。无产阶级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和阶层在劳动中紧紧团结在一起。

　　延安旧体诗关于劳动的书写涉及开荒、农垦、养殖、造纸、贸易等，即续范亭所说的“农场马场造纸厂，屯田牧畜兼工业”（《南泥湾杂咏》）。但这些作品鲜少区分工种类别之“异”，更多聚焦劳动本质之“同”，反映出诗人对劳动的功能和本质力量的深刻理解。

　　揭示劳动与民族前途的关系

　　延安旧体诗的创作者试图“用诗歌激励抗战，收复国土，反对专制，争求民主，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团结同情者，赞助革命”（李木庵《窑台诗话》）。延安旧体诗有关劳动的书写不仅呼应了这些主题，更探索和揭示了民族解放战争中劳动与民族前途的关系，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拓展了旧体诗有关劳动书写的内容范畴，改变了其精神品格。中国古代诗歌侧重表现劳动者的艰辛和苦难，风格感伤、悲怆。古代诗人往往对劳动者报以极大的同情和怜悯，例如，唐代李绅的《悯农（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颜仁郁的《农家》描写劳动者起早贪黑在田间劳作的艰辛：“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白居易在长时间观察底层民众的劳动生活后，得出了“田家少闲月”（《观刈麦》）的结论，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延安的旧体诗则充分展示劳动者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风格明快欢畅、慷慨激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李木庵在抗战时期十分注重描写劳动的激情与快乐，如“快乐歌声起，集体唱开荒”（《开荒曲》其二）。即便在抗战胜利后，他仍在慨叹“结队开荒去，山阿与水湄，高歌生产曲，此景快人思”（《延安思》）。

　　第二，生动诠释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合时势、通民情、得民心、予民利的群众路线，彰显了劳动在拯救民族危亡中的特殊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劳动人民获得了物质生产资料，加强了内部的精神团结，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使命。续范亭《南泥湾杂咏》写道：“长期抗战赖经济，努力生产莫徘徊。”他注意到劳动生产对抗日战争这场“持久战”的重要支撑作用。林伯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直言兵事与农事不可偏废：“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垅。兵农一身任，是为真英雄。”姜国仁《贺林老六旬寿》则云：“兵马长驱收国土，农桑广辟著诗篇。”诗人既肯定林伯渠的功绩，也从历史大局角度审视战时劳动的意义，使人们意识到大后方挥汗如雨的生产劳动同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一样，都值得敬重。

　　第三，凸显了延安军民的“劳动哲学”，为后来有关劳动的文学书写和精神建构指明了方向。延安旧体诗对劳动的书写，打破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偏见，表达了对劳动者精神人格的尊重。如李木庵《读联共党史》云：“共遵劳力废特权，平等幸福大家好。”另外，劳动者众志成城、团结协作的集体创造力也得到了充分体认，如韩进《时事杂咏》称，“历史疑团一扫空，如今正统属工农”“地上天堂何处寻，勤劳建国有模型”。这类作品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蕴含着破旧立新、开天辟地的精神力量。

　　总体上看，抗战时期延安旧体诗对劳动的书写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劳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的观点，具有深刻的辩证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农本”思想的继承，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使民以时”的政治智慧。陈毅《延安宝塔歌》写道：“塔尖无塔脚，实在难想象，塔脚无塔尖，塔亦不成状。延安劳模会，其理正一样，君不见劳动经验有万科，模范创造应讴歌。”诗人歌颂劳动之美，歌颂劳动改变旧世界的伟大力量，表现人的精神新气象，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来临、一个崭新的社会即将到来。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抗日战争与现代旧体诗创作关系研究”（2020M6725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