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及至2018年，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届满100周年。

　　“学”字之添：中国新闻学成长的学理自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强调，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他的同胞费尔巴哈在《遗留的格言》中指出，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

　　有学者考证，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曾有“一字之添”的过程。研究会成立大会宣读的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校长蔡元培亲拟新闻研究会简章8条，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简章大意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内容共6项：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的组织。4个月之后，即1919年2月19日，由于参加研究会人员日增，决定改组，并修改研究会简章，将研究会宗旨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同时，决定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即变“新闻”为“新闻学”。其实，在此之前，蔡元培看到当时中国新闻纸发展日新月异，但全恃经验，就表示出一种担忧：“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这一字之添，实大有讲究。这充分表明，在中国新闻学研究起步之初，就有了理论的自觉和对新闻学理的追求。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举办新闻学研究会，便是借用北京大学的资源，开中国新闻学研究之先河。再者，他是看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氛围，把新闻知识的普及往学理上引领，这从他延请徐宝璜在研究会开讲的第一门课便是《新闻学》就可以看出来。在研究会的课堂上，徐宝璜一开讲就强调，新闻学以新闻纸为研究对象。接着，他又以“新闻纸之职务”为题讨论新闻纸的社会功能。他指出，报纸的“职务有六”：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供道德、振兴商业。他强调，前三者，尤为重要。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一起步就站在很高的出发点上。由是观之，中国新闻学研究及现代新闻教育之初，便是以新闻学理探索和新闻知识灌输为己任。此后开拓出一条百年新闻学研究的曲折道路。说是“曲折”，盖因要坚持新闻有学，新闻事业必须循新闻学理之道而并行不悖，实属不易。

　　学从西方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第一个热潮

　　回望中国新闻学研究百年历程，必须正视西学东渐的学术潮流。绵延多年的外人报刊和外人新闻著作，对百年来尤其是最初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改造和新闻学的破土建构，对我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兹举数点如下：外报为我国近代报业及政论报业之序幕；外报对我国近代思潮具有启蒙作用，进而促成清末“维新”及“革命”运动；外报注重工商业之报道及其发展，直接刺激我国近代工商业之诞生；外报主张废除科举，建立新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外报鼓吹科学新知，直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

　　上述均外报之功绩。然外报系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言论鲜难符合我国之利益。又因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故常因外报混淆视听，挑拨离间，而妨碍国策，动摇国本，尤其因外报遍布我国，操纵我国舆论，此对我国民族自信心之戕丧，实在无法估计。

　　徐宝璜在《新闻学》作者自序中提及，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其实，在西方国家新闻教育趋于普及，新闻学研究初有展开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也开始启动。1911年，全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倡议成立“报业学堂”，未果，而后方有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创办新闻学研究会之举。而在徐书之前，国内已出版有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03）、美国新闻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13）。无疑，松本君平和休曼的书，对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启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导师邵飘萍在研究会的讲稿《实际应用新闻学》，以及他的另一部书稿《新闻学总论》，也都受到西方新闻学的影响。他在前一部书出版时的“赘言”中有这样的说明：鄙人对于新闻之学，愧未深造。本书内容要点，前年曾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中演讲一部分，后又在平民大学演讲若干节，系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作，及自身十余年实际经历所得，以极浅显之理论，供有志青年之研究。

　　在西学东渐风潮的推动下，中国学人的新闻学著作和论文发表日趋繁多。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我国出版第一部新闻学书籍到1949年9月，全国印行的新闻学书籍共468种，这其中少部分是1903年至1919年出版的，大部分系1920年以后问世。根据该书目，笔者将其分类如下。

　　新闻学概论：研究理论新闻学的基础理论，其中专著52种，论文集及资料汇编35种；新闻事业：记载与评论新闻事业一般状况3种，新闻政策1种，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5种，新闻法与新闻自由8种，报刊与通讯社等19种；新闻记者与通讯员：13种；新闻业务：采访7种，写作14种，新闻摄影1种，新闻编辑12种，新闻评论6种，新闻资料工作2种，新闻作品研究47种，广告学14种，报刊发行与读报28种；世界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21种；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129种；新闻参考工具书：25种。

　　这些著作和论文汇编中，既有新闻学者的潜心之作，也有少量的官方文件，还有一部分是日伪当局的文件和日伪时代的作品。但绝大多数是学人的研究成果，且不少是有水准的代表性著作。这个时代，无疑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高潮时期。而且，对其中大量研究性著作分析的结果以及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新闻教育的回顾，都表明美英及日本等国的新闻思想，对当时中国新闻学界的广泛影响。这些著作所接受的西方新闻观念的影响，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新闻起源于人的“新闻欲”；报纸的性质是公共性和营利性；关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乃是多数人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实；新闻价值则是多数人认可新闻事业或新闻作品所含有之价值；关于新闻自由、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新闻自由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新闻法制和新闻政策者为多数，研究新闻伦理者更少；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影响，比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要晚一些。比较典型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之中。这个决议的第二部分“宣传”中规定：宣传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一大决议的上述内容，完全依据列宁亲自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条文。

　　在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时期，中共中央专门编印了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第一篇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工作，其中讲到列宁通过传单宣传革命道理的情景。毛泽东说，“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我们是赞成列宁的么？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毛泽东就是这样，引导我们联系他人的实际和自己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与经验，来推动中国自己的新闻理论研究。他一生都要求我们不要忘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闻工作的一个原则：“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党领导的新闻界学习苏联新闻界的理论与经验，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1954年至1955年，中苏新闻界多次互访，向苏联新闻界学习的活动达到高潮。向苏联新闻界学习，也存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足。学习苏联新闻界的经验、教训和对这些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毛泽东新闻思想：百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伟大里程碑

　　新闻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发表，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成熟的象征，同时又是百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伟大里程碑。党报理论的重要内容如下。

　　唯物主义新闻观：党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其核心是对于新闻的本源的认识；党报的性质：党创办和领导的报刊，是党这个巨大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党报的特性：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党报的办报方针：全党办报；党报的作风：党的作风就是党报的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报的三个关系：党报与党委，党报与群众，党报与实际工作；党报的业务指导思想和文风：摆正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坚持政治第一，反对技术第一，力倡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党报工作者的修养：当好人民公仆，不做“无冕之王”。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核心，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语言表达风格和贡献。其主要有：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报纸的作用：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舆论一律又不一律；报刊宣传的策略和艺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实行政治家办报。

　　新闻改革：百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不竭动力

　　延安整风和以《解放日报》改版为代表的根据地新闻改革，是百年新闻学研究中第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高潮。1956年以《人民日报》为领头羊的报纸改版与电台、通讯社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新闻改革，也是中国百年新闻学研究的第二次新闻改革。第二次新闻改革在新闻学研究上的收获有如下几点：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事业，既是党领导的事业，又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二是关于扩大报道范围满足读者广泛需要的认识。应该尽量多登新闻，扩大报道范围，让各种不同读者能够了解变化着的世界。三是关于展开不同意见公开讨论的认识。报社是社会的言论机关，自由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四是关于新闻报道基本要求的认识。新闻应该有普遍意义，能引起共同注意；应该多种多样，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五是关于新闻界自由竞争的认识。新闻机构之间，报社之间，报社和新华社之间，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六是关于培养名记者的认识。主张要培养名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应该把记者名字写在前面。这不是个人崇拜。七是关于向外国通讯社学习的认识。要学习塔斯社，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八是关于文风的认识。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章，写得有条理，有趣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

　　20世纪70年代末，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1981年11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真、短、快、活、强”五字方针，把正在全国展开的第三次新闻改革引向深入。

　　从1979年开始，有三次重要会议，为这次声势浩大、力度深远的新闻改革指出了方向，添加了动力：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中心如何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这年10月，在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学组上，与会者提出，新闻界要进行自身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邓小平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

　　第三次新闻改革走过的主要轨迹是：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闻学研究机构，1979年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980年5月，西北五报在兰州召开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名为西北五报会，实际上，全国大多数省报、主要新闻院校、部分新闻研究机构及中宣部都派员参加，成为“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新闻学术活动；1989年11月，中宣部召开省报总编辑研讨会，时任国家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报告。此后，新闻工作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方针、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成为新闻界和新闻学界重要的工作方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原理。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新闻学研究工作者。

　　百年新闻学研究中的第三次新闻改革，从更新新闻观念入手，到以“五字方针”为指针推进新闻业务改革，最后进入新闻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作为新闻观念更新和新闻业务变革前两步的成果主要有：一是新闻学研究著作与教材呈逐年增加之势。1949—1976年这27年间出版308种，1977—1990年这14年间出版1380种计，后者为前者的4.48倍。1991年至今缺少精确的统计，但估计每年出版的新闻学研究著作不少于100种。二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著作研究结出硕果。这一时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等十余种经典原著的文集，还出版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专著。三是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趋向繁荣。改革开放40年中，首先当推甘惜分教授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该书几年内就发行20余万册。十年内各具特色的新闻学基础理论专著及教材出版百余部。

　　新媒体和媒体融合：新时代新闻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科学技术重大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信息科技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知识传播和新闻信息交流变革的重要引擎。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新闻学科极为紧迫的研究课题。

　　在新媒体推动下，媒体融合发展的任务也日趋繁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中央要求媒体要从相“加”迈向相“融”，“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在新时代新使命面前，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必须砥砺斗志，科学规划，改革开放再出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新闻学是支撑性学科的要求，以新成果迎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第二个百年。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文科特聘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