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媒体的崛起，高速发展的多媒体技术丰富了视觉生产、储存、传播和消费的载体，带来了更为多样化的视觉实践和视觉体验，开拓了视觉文化传播理论空间。在新媒体环境下，近年来我国视觉传播理论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视觉文本”转向“新媒体视觉文本”研究。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视觉文化形态不断革新，视觉文化的具体研究对象也从绘画、电影电视及广告等传统视觉文本转向了对新媒体、城市景观等新兴视觉文本的关注。
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中的表情包、各种自制图像以及网络娱乐节目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网络表情包推动了“网络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迁移。表情包重视的是“符号”的特定含义和视觉价值，而不是传统的语言学所强调的“文字”。
城市博物馆、地标等新兴的城市景观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从“奇观”理论视角探讨了这些城市空间的视觉意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街区和建筑群进入城市景观，城市也就从‘物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当‘空间的生产’成为快速城市化的路径时，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就是‘景观的生产’”。
第二，从“再现真实”转向“虚拟现实”的思考。媒介技术的发展对视觉文化和视觉传播理论的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镜子到照相机再到计算机，从亚里士多德的现实“模仿论”到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论”，再到鲍德里亚的“仿真论”，符号与现实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新媒体时代，所见并非真实。特别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学界从对模仿论、机械复制论中符号的真实指涉功能的分析，转向对数字媒介中“虚拟现实”问题的思考。学界关于对VR技术的视觉文化研究，一方面，集中于探讨虚拟现实中涉及的有关视觉的概念，分析其视觉文化意涵和对视觉文化传播形态的改变。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关注这种视觉新体验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虚拟现实背后存在着诸如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模糊、知觉的人工化、在场的孤独感、视觉感知的依赖症等各种问题。此外，还有研究从电影、艺术作品等角度分析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具体应用。
第三，从“视觉现代性”转向“视觉后现代性”的思考。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经历了从考察“视觉现代性”到关注“后现代”视觉问题的过渡与转变。
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各样的视觉符号被大量生产出来，整个世界正变成由各种符号组成的视觉奇观，这些视觉符号的过度繁殖甚至根本找不到源头。不少学者从消费社会的角度阐释视觉文化在感官、技术、艺术等层面展现出的优势地位，认为其已成为当代消费社会媒体景观的主要内容，建立起了所谓的“视觉霸权”。这种视觉传播被视觉欲望所统治，满足于视觉感官欲望的消费行为大行其道。一些研究者指出，现实生活中图像泛滥和整个社会的过度视觉化，造成了人对世界认知的混乱，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亦引发了关于隐私性问题的讨论。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各样的视觉符号和视觉表征还被认为是肤浅的，缺乏审美性、艺术性和深度的。因而有人呼吁在图像和视觉符号泛滥的后现代社会，要适当舍弃对现代视觉技术的依赖，远离消费欲望，重新回归到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审美方式上。
第四，从“视觉消费”转向“视觉建制”的研究。视觉文化是一种追求视觉快感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各种各样的视觉符号充斥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发了消费者对视觉快感的无尽追求。然而，视觉具有建构性，其自身又是被建构的，在对丰富的视觉行为和视觉实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更需要充分考虑视觉建制中视觉场域的结构功能和互动作用。而在当下，国家正不断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新技术环境下的视觉建制问题，也渐渐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热点议题。
在视觉制度的界定上，有学者认为其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观看主体、观看对象与观看方式之间复杂动态关系的总体性考察，即为分析某一具体时空中“谁在看、看什么、怎样看”的问题，并通过这种考察来揭橥该种“观看”背后相对稳定的种种社会结构。在研究视觉文化权利问题上，有研究认为，视觉文化使用全景敞视舞台的手段制造了一种新的观看机器，在这个机器中,被看者被塑造成舞台中心的英雄，形成了观众和表演者的视觉垂直联系，这种联系使得表演者权利的合法性得到巩固。被看者重在表达，而观众的眼睛重在观看，在观看中视觉的权利被释放出来。在视觉文化公共性及其治理方面，有研究认为，视觉文化所携带的公共性特征给其融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治理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视觉文化参与公共治理目前还处于萌芽期或者觉醒期，需要多方对此形成共识、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共同培育视觉文化市场，并逐渐形成公共性导向下的视觉文化治理场域。同样，在视觉文化境遇中，社会思潮的传播呈现出娱乐式表达、煽情式灌输、隐蔽式融入的新特征，这种传播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有效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7ZDA290）以及苏州大学创新团队研究课题“传播与社会治理”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暨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