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党的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话语成为国际舆论场的重要力量。全球多语种国际舆情分析表明，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跃上新台阶。“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词汇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国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舆论引导力逐步彰显；另一方面，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未改变。要提升中国话语权，开展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是紧迫课题。

　　从政治学视角看，话语权是权力概念中的软性因素。马克斯·韦伯、罗伯特·达尔、汉斯·摩根索等人对权力的界定更关注其强制性的、硬性内涵，强调其物质性利益的力量。约瑟夫·奈将强制性权力与吸引性权力相分离，话语权可以解释成一种话语的吸引力和认同力。从语言学视角看，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指出，“话语是联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话语权的生产就要放在特定语境之下，要关注语言与社会主体和社会各领域的关系。首次将“话语权”作为独立概念提出的，是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他将话语与权力嫁接，从权力视角审视话语背后的意义以及由意义编织的网络。

　　传播学为话语权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来看，话语是一种信息，话语权的生产是一个信息传递过程。根据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话语权的生产要从话语主体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后才生成话语权。在传播过程中，“说什么”就是设置议程，可以分为第一层的议程设置和第二层的议程设置。

　　中国国家领导人是中国的最强音，政府则是中国声音的第一定义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监测发现，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举办的重大国际会议上的演讲被引用率高而且非常正面，以中国最强音的姿态引领国际舆论场。政府是中国声音的第一定义者，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人员不仅要积极加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议题的对外传播中，还应该成为重大和突发事件的第一新闻发言人。

　　媒体、智库、专家共同引领国际舆论。中国主流媒体的影响力长期以来被学界低估。最新研究显示，中国主流媒体已经走进世界信息权力结构的“中心”。在近五年的国际主流媒体互引网络中，《人民日报》的内容被引量仅次于《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新华社在世界五大通讯社互引网络中被引量居于第一，领先于路透社和美联社。而在智库建设方面，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还有待加强，缺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那样的影响力，要避免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中。

　　民间力量是中国话语生产的增长点。新媒体时代，中国话语权生产不再只是政府、专家学者和媒体的使命，普通公众都承担着传播真实中国形象的使命。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微信、微博已成为外媒获取中国新闻最重要的消息源，尤其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上更是如此。

　　在中国话语对外传播中，“说什么”是第一层的议程设置，“怎么说”是第二层的议程设置，话语主体只有牢牢把握“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环节，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生产出中国话语权。

　　在“说什么”层面，要多讲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当前西方社会正面临全方位的社会危机，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仅持续了20年就淡出国际思想界。而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正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越来越多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正在从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转变为搭乘“中国思想理念快车”，中国话语要挖掘经济因素背后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思想。当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仍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议题。

　　要多讲真实的中国故事、多讲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西方的新闻观认为“反常的才是新闻”，完全正面的报道容易受到质疑。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来自民间的故事更容易打动人，真实的、普通人的故事正是中国话语需要着力挖掘和传播的内容。

　　在“怎么说”层面，要根据不同文明形态、区域国别的受众设计传播内容。文明间的差异与冲突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话语要针对多种文明形态和区域国家的受众，设计适合当地受众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法。

　　要借助全媒体平台，通过多模态话语开展传播。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仍然是引导国际议程最重要的力量，同时新媒体的影响力快速上升。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统计，2017年国际媒体涉华报道引用的消息源中，新华社被引95185次居首位。微信被引16038次，微博被引13490次，均超过了外媒引用《人民日报》7895次这一数量，社交媒体上的中国话语正在成为引导国际舆论的重要力量。传播方法上，要使用包括文字、图片、音乐、表情包等各种符号组成的多模态话语，多种方式传递信息与情感，提升中国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加强全球多语种国际舆情监测，全面评估中国话语的传播效果。要改变模糊效果的议程设置模式，以分区域、分国别的多级指标开展评估。既为中国话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方法等要素设计考核指标，又要区分中国话语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影响力。高校要加强多语种国际舆情分析人才培养，要开展常规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将舆情评估指标精细化，为中国话语权的提升提供针对性方案。

　　国际舆情监测可以采取专家分析和机器辅助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购买媒体数据库、搭建定制化监测平台等方法来挖掘海量数据。智库专家团队要由国际舆情分析专家、多语种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共同组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分析，谨防刻板印象和主观先行，避免误导决策。

　　研究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的目标，是要推动模糊效果模式向精准效果模式转变，推动中国由被动向主动设置话语权转变，更好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全球高端智库涉华舆情案例库建设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