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被认为是第一位靠写作为生的法国女作家，学识渊博，出类拔萃。她的著作《女人之城》于1405年在巴黎出版，描绘了自上古到中世纪的著名女性形象，她呼吁同时代的女性也应该像她们一样高贵地生活，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本书有力反击了中世纪贬抑女性的潮流，被视为女性思想史上7部女权主义奠基作的开篇，在中世纪广为传抄，现存26部手稿，表达了皮桑支持女性精神独立，反对仇视女性、认为女性天生低劣的观点，勇敢捍卫妇女的荣誉和权利。
1789年，推崇“自由和平等”的法国大革命，为女权运动的萌蘖提供了政治土壤。尼古拉·孔多塞侯爵主张男女平等，为妇女争取公民权和政治权；奥兰普·德古热在巴黎创建女性俱乐部，妇女们要求得到以下权利：接受初级教育权，工作权，用法律保护被抛弃的妇女和未成年母亲，健康权（有权接受有经验的助产士的治疗），婚姻改革（有权离婚），有权得到公民身份。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一份和《人权宣言》相呼应的《女权和女公民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然而，女权运动并没有成功，妇女没有取得公民权，依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1804年拿破仑制定的《民法典》明文规定，所有已婚妇女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行为权利：没有政治权，没有丈夫允许禁止工作，未经允许不得到国外旅行，未婚妈妈和私生子没有任何权利……
到了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末，以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为诉求的妇女解放运动呈现全球化的态势发展和蔓延，掀起了第一波女权运动浪潮。首先是选举权。尽管遭遇强大阻力，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各国还是相继取得了成功，1894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为女性争得选举权的国家。欧洲国家女性大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选举权，法国女性直到1945年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次是争取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法国，1850年的《法鲁法案》（Loi Falloux）规定居民超过800人的社区都必须创办女子学校，1867年的《杜吕法案》（La Loi Duruy）主张创办公立女子中学。再次是针对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就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女性就业逐渐增加。但女权主义者们认为，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性别的不平等，于是第二波女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洲和美洲大陆，并在70年代演变成整个西方世界的运动并达到高潮。运动的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以父权制为首的男性特权，主要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归咎于这种差别。
第二波女权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她于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揭露了妇女恶劣的生存条件并分析了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为第二波女权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石，该书出版后广为传译，被奉为“女权圣经”。政治成了新时代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武器，也成了连接新旧大陆、东西方的精神纽带。“中国经验”不仅给波伏娃也给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带来了新的思路，《长征：中国纪行》和《中国妇女》都试图从“处在转变中的中国”身上找到通向理想国的“中国式道路”。
而埃莱娜·西苏在1975年出版的《美杜莎的笑声》则提出了另一种抗争的路径：女性写作。“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因为写作是改变的可能，是反叛思想的跳板，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通过“写身体”、“用身体写作”的策略来达到颠覆男权、建构女性话语的目的。“当我写作时，从我身上写出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变成的一切，不加排斥，没有契约。我们将成为的一切，呼唤着我们对爱进行不屈不挠的、令人沉醉的和压抑不住的追求。在相互之中，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匮乏。”《美杜莎的笑声》对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女性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全球的女性写作和“身体写作”。
这场“身体写作”的盛宴也与196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五月风暴和紧随其后的性解放浪潮密不可分。1968年、1969年的风暴和浪潮都是某种极端的青春宣言——年轻一代要和代表秩序、父权、传统的旧世界决裂：前者天真地以为可以用狂欢的方式颠覆政权（带着心血来潮的热情，却不持久，最终草草收场，与其说被镇压，不如说是被无以为继的倦怠解除了武装）；后者则抱定了“独乐乐”＋“众乐乐”＝“天下大同”的享乐主义的“普世”理想——颠覆现有的生活方式（用性、摇滚乐、大麻和毒品），用伦理道德上的一场反叛去PK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巨变。外面的世界就像冰原，一度被革命的热情砸碎、融化，但顷刻间就恢复了国家机器冰冷的原样。既然向外走碰到的是一堵现实的墙，那么向内走开启的是感官世界幽深的欲望丛林。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法兰西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法语的地位下降，影响日益缩小。世界在加速重组、整合，为了应对新的世界格局，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了建立“法语共同体”的设想。1970年，21个法语国家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签署宪章成立法语国家组织，并于1986年召开了首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中，当洲际之间的移动性、互联性和混合性变得更加普遍和深刻，当时空、民族、国家、传统、文化、边缘和中心等固有的疆界被打破、被重构，在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下，女性主义从地方走向全球，“必然带来女性主义跨国知识生产活动的迅速增长，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也变得日益‘跨国化’”。女性主义理论旅行基本上走的是从北到南、从西向东的“单向道”，但理论在不同地区本土化的进程中呈现出异质和多样化的特性。在追求更大程度上的性别性向平等的道路上，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的观点在不断地交锋、修正和成长。
（作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