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纵观中国，各种思潮对话、碰撞愈演愈烈。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是稳定的，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尤其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使意识形态领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的激荡与冲突愈加直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清醒认识当前形势，了解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的影响，从战略高度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围绕这些问题，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中将展开了深入剖析。

　　意识形态安全

　　国家总体安全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里，意识形态安全、文化殖民主义等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您认为该如何清醒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它与国家安全是怎样的关系？

　　李殿仁：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和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国家总体安全观时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尽管这里没有直接指明意识形态安全，但意识形态安全融入其他安全之中，是我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滋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命脉。“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亚非拉国家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中国东北期间推行所谓“皇民化”教育也是这样。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体系中最深层的内涵，对于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如果维系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而发生扭曲或丧失，那么，文化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都将受到威胁，甚至不复存在。可以说，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必需品。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关键。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思想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对政治稳定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不仅传统社会是这样，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对苏联的侵蚀导致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在当代中国，如果国家安全出问题，最可能的既不是军事安全，也不是经济安全，而是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社会安全的阀门。从“颜色革命”发生的路径看，往往是由反对者利用个别事件做文章，使之上升为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安全；再由社会安全危及政治安全。而反对者利用个别事件的惯用手法，就是利用西方文化霸权下常用的意识形态话语，把普通案件或冲突“转化为”普遍性问题，并直指是政府或制度体制造成的，以此煽动民众。而大多数卷入群体性事件的普通民众，本来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但受意识形态话语蛊惑，滋生对政府、执政党和制度体制的不信任与不满，才走上街头的。因此，避免个别事件引发社会安全危机，守好意识形态阀门，就是把握了绝大多数群众这个基本面。

　　西方文化霸权

　　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亨廷顿说的那句话，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西方文化霸权如何影响他国意识形态安全？

　　李殿仁：文化霸权是西方国家霸权主义的重要表现。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背景的今天，西方国家推行军事霸权，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直接颠覆他国政府，越来越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利用在文化上的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破坏，成为当今西方国家颠覆更迭他国政权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独联体国家，以及在西亚北非国家屡屡搞“颜色革命”，就是明证。西方国家也不断变换手法，加紧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极大冲击和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面临怎样的形势？

　　李殿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重大发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巨大提高，但文化领域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没有变，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西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正加紧实施“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加大意识形态渗透力度，并期望时机成熟时借一场“颜色革命”彻底“扳倒中国”。因此，我们只有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实而又实、紧而又紧，才能做到捍卫社会主义政权不被动摇、不被颠覆。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国家用哪些方式推行文化霸权？

　　李殿仁：以更巧妙的话语形式包装。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被定型化为对外侵略、对内压榨，“社会主义”代表了公平正义。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通过话语的巧妙转换，把“资本主义”国家打造成“自由”、“民主”国家，给社会主义国家贴上“专制”、“暴政”的标签，从而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近些年，西方国家把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鼓吹为“普世价值”，并把这些价值背后的“宪政”、“多党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制度安排说成是“普世模式”，是世界各国应该走的政治道路，不断向我国进行推销，以达到把我国“西化”、“分化”的目的。由于西方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使我国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蒙蔽，增加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

　　以更隐形的文化载体渗透。西方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不行，直接的文化侵略也不行。为此，他们通过把其意识形态植入一定的文化载体，对我国进行更加隐形的渗透。比如，西方国家把其价值观融入好莱坞大片等艺术作品中，影响我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刊文指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生产的农作物，也不是工厂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包括电影、电视、音乐、图书，等等。2013年5月，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好莱坞电影《钢铁侠3》，把钢铁侠塑造成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超级英雄，实际上就是带有浓重的美国文化印记的影片，目的是宣扬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学术讲座、学术资助、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径，传播渗透其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现在，我国一些高校大量使用的西方原版教材，也包含着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的内容，直接冲击和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西方国家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对我国鉴别和批驳西方意识形态带来了困难。

　　以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传播。随着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我国已经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当前，西方国家在新兴媒体技术方面占据着明显优势，他们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大肆宣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同传统媒介相比，互联网具有系统的开放性、应用的便捷性、传播的及时性等特征，给意识形态的管理和引导带来极大挑战。西方国家正加紧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不断发动网上“文化冷战”，各种反主流社会思潮借助网络不断扩大影响。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

　　提升文化自觉自信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主动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和挑战，该如何应对？

　　李殿仁：我们要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提高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大力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认同感。意识形态，说到底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只有这种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具有说服力和认同感，才能让人们真诚接受，也就不怕其他意识形态的争夺。我国意识形态要增强说服力和认同感，首先要增强其理论性和科学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我国必须加强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召力、认同感。这样，才能有效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不断提高我国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列宁曾指出：“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谈。”事实证明，一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理论的支持程度，更取决于生活的支持程度。如果我们的理论描绘的图景太美好，而现实却太“骨感”，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结果只能是让人民群众怀疑理论的正当性，也就影响了理论的影响力。因此，增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必须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必须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房价、医疗、分配、腐败等问题，释疑解惑，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才能不断提高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应对文化霸权的角度，您认为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李殿仁：当今，我国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总是处于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和主动权。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首先要在打好防御战的同时，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宣传，这样才能从被动变为主动。其次，要坚定自信，积极作为，敢于斗争，敢于亮剑，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进行理直气壮的说理、反驳。特别要提升文化自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西方文化霸权，坚决说“不”。再次，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创新，主动设置议题，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仗。正如习近平所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如何才能坚定自信、提升自觉呢？

　　李殿仁：要清醒地看到，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一直在世界上领先，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只是在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时间内政治腐败，观念落后，国民一盘散沙，加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人民受尽凌辱。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又经过30年艰苦探索，30多年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赢得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中国发展道路已获得世界广泛认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向更高的水平迈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化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矛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为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输入，导致一些人对中国文化产生怀疑、否定，甚至用西方的标准、方法来解读、审视中国文化，用“西化”的认知模式来分析中国社会。您认为，对待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和原则？

　　李殿仁：反对文化霸权是为了更好地借鉴有益文化，推动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三个层面：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公民素质，引导我们用中国话语、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讲好中国故事，表明中国立场，展现中国形象。我们不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人强加于我们。

　　我们学习借鉴有益文化，但要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我们尊重别国文化，但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宣传自己的优秀文化，但不强加于人。我们希望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为世界和平发展、人民幸福生活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