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的《本巴》置身其中，颇显独特。这种独特性既来自于题材，也来自于审美风格。《本巴》是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巴》不是对蒙古族史诗的简单仿写、改写或重写，它从《江格尔》出发，艺术上却是全新的、创造性的。《本巴》获得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意味着这项国家最高文学奖的审美结构既有稳定性、延续性，又有延展性和可能性。事实上，一项文学奖的权威性与活力正来自于稳定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本巴》对当代文学的价值和启示，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而崭新的审美质素。刘亮程将《本巴》称为童话式的时间史诗，评论界将之称为“天真的史诗和巨人的童话”。这部作品创造了一种极具难度、也颇具启发性的轻盈语言。开篇《童年》一节，读者就会读到：谋士策吉“每日站在班布来宫殿的瞭望塔上，往几十年远的路程上眺望”；《江格尔》“隔着十三年的距离拉住”姗姗来迟的美人阿盖的手；而摔跤手萨布尔“在二十三岁时突然想起了一桩往事，掉转身跑回到童年，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这里体现的并非一般的童话性，而是一种举重若轻、将时间空间化的创造性思维，一种有难度、有启示、有重要文学价值的轻盈。人们很容易想起吴承恩《西游记》、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等古今中外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不过，《本巴》的难度在于，它像风一样叙述，却并不在既往文学想象力的延长线上。以中国传统史诗为依托，在时间中创造空间和故事，它提供了新的语言和文学想象力。

　　第二，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巴》正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当代文化兼容并蓄、辩证统一，新时代之新，就在于引传统之源头活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导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江格尔》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无疑是宝贵的传统文学宝藏。然而，很多重写史诗的实践，只是在情节上对史诗进行重述。这属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范畴，却仍不是对优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变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质素。“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同时又是充满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本巴》既不是对古老史诗的复制，也不是中外奇幻文学的回声。它的实质是化重为轻、与古为新。它的轻盈凝聚着民族文化的重量，它的天真沉淀着万古时间的沧桑，它的游戏和梦幻有赖于再造山河的创造力。

　　第三，为茅盾文学奖的审美结构注入了新的元素，提供了新的可能。作为国家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也由此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具有极大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出于对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仰望和追求，大量作家从最新的获奖作品中研究、揣摩茅奖的审美结构、趣味和倾向，并从中提取经验甚至提炼配方。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评选茅盾文学奖，不仅事关如何选出过去四年符合茅奖宗旨、最优秀的五部长篇小说，同时也事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及可能性的理解和想象。《本巴》这样轻盈、具有童话性、诗性和思辨性的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肯定，意味着本届评委会对长篇小说探索和艺术多样性的嘉许，也意味着对中国当代文学可能性的期待。《本巴》的获奖，无疑给致力于艺术探索的作家巨大的鼓舞。茅盾文学奖的审美结构总体稳定，具有连续性，但绝非固定甚至封闭，它也在寻找与激变的现实经验和艺术探索对接的契机。然而，在茅盾文学奖的视野中谈艺术探索，必须秉持辩证的眼光。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是这个奖项非常突出的要求。换言之，在各种艺术探索中，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品，必然会受到更多重视。

　　刘亮程这样一个出生并长期生活于新疆的汉族作家，通过《本巴》这样一部现代汉语小说完成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创造性转化，既顺理成章又意味深长。《本巴》的实质在于：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和精神融合的结晶；它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范例；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多样性探索的代表性成果。《本巴》获得茅盾文学奖，既拓宽了这个奖项的审美结构，又对当代文学的未来构成了多重启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