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仿佛是一首渐慢曲，它以文本之外的某种速度逐渐沉静下来，融入美和忧伤之中，从而避开所谓需求”，作家孙甘露在《呼吸》的后记中曾如此写道。文本之外，这位昔日的先锋小说家一直沉静在自己节奏缓慢的日常生活中，读得多，写得少，一呼一吸，不慌不忙，直到近20年后，《千里江山图》这部快节奏的长篇小说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慢”与“快”之间，是他对自我、小说、历史以及世界的理解。
谍战、悬疑、英雄主义，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给《千里江山图》贴上这些标签。在我看来，先锋是一种不懈追求的前行姿态，一种自我革命的探索精神。那个曾写下《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请少年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实验性作品的孙甘露，这次义无反顾地放下形式主义的装备，披上现实主义的铠甲，重新“访问”1933年的上海，重新虚构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秘密行动，无疑是有先锋精神和勇气的。变化的是题材，不变的是对历史的好奇，对命运的探索，对语言的精益求精。当然，这于他确实是一次冒险，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在我看来，这卷《千里江山图》仿佛一部规模宏大、音响丰富、富有戏剧性和表现力的交响曲，这自然得益于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乃至广播对作者的熏陶。小说开篇的第一乐章“菜场会议”即是快板，精挑细选的上海地下党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从不同地方抵达会场，潜伏在租界巡捕房的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情报网成员不惜跳楼示警，龙华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和租界巡捕联合抓捕，可谓先声夺人，画面感强烈，悬疑感十足。而小说最后的“敌我决战”则仿佛快速舞曲，双方相互算计，斗智斗勇，贴身肉搏，直到最后时刻才决出胜负。这中间是曲折多变的抒情行板，审讯、释放、跟踪、猜疑、辨奸、锄奸、遇害、追查、对峙，险象环生，一环紧扣一环。
作者犹如莫扎特，刻意加强戏剧性，反转反转再反转，使主题与主题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使每一个人物就像每一件乐器一样都自由歌唱，让读者的情绪不由自主地随着或快或慢的叙事速度而一张一弛，沉浸其中。不得不说，作者深谙戏剧冲突和叙事节奏的掌控之道，智勇双全犹如中央特派员陈千里，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尽管改变了他所习惯的先锋叙事姿态，但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小说叙述语言的艺术品质：俭省、精确、优雅”。确实，这是一场悦耳悦目、无比优雅的演出，其主题关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个人命运。
这些年来红色历史题材小说层出不穷，作家们或以某个英雄人物为中心，或以某次重大事件为中心，大都偏重于直接宣扬革命志士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爱国情怀。小说的丰富性、真实性犹如历史的丰富性、真实性，只有按照历史逻辑和人性逻辑，尽可能地还原和重建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个体命运，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或真相，才可能凸显小说丰富深刻的思想意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与历史是同构的同心圆，圆心是人。
90年前的一次秘密行动，被小说具化为1933年腊月十五至正月十八之间完成由上海到瑞金的战略转移，即“千里江山图计划”。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时间与空间都早已被确定，唯一不确定的是执行计划和破坏计划的人，以及二者之间较量的最后结果。整部小说犹如那间“正元旅社密室”，密不透风，而“密室逃脱游戏”式的情节设计，使得每个个体都不得不在时间和空间的链条中找寻自己的恰当位置，担负自己的使命并选择自己的命运。
而在生死之间，不同的年轻人选择了不同的命运：卢忠德追随叶启年，化身“西施”，杀害诸多革命党人，最终葬身黄浦江；欧阳民、崔文泰先后叛变投敌，最终也难逃一死；凌汶追随自己的信仰和爱情，被害于广州豪贤路中共地下组织交通站；尤其是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秦传安等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齐聚塘桥镇上的一家小饭馆，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钓饵”，最终他们短暂的生命都定格在1933年4月4日的龙华监狱。“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在附录《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作者深情礼赞这些在龙华牺牲乃至所有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如果历史不能铭记他们，那么就让这部小说来铭记历史吧，因为文学有时候比历史更真实也更富有哲学意味。
可能有人会说，在敌强我弱的危难之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竟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安全转移，并手刃内奸，这简直就是历史奇迹。然而作者却说：“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导致斗争双方力量对比转变的，不是别的，正是“千里江山”。千里江山是有限的空间，是从上海到瑞金的三千多公里，“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洒遍全中国”；千里江山更是无限的人间，“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无疑是“奇迹”得以创造的根本原因，也是小说最终的落脚点所在。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