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从我的父亲深入藏区工作写起，将沁多草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牧民生活史、边疆发展史，以及汉藏共建家园的心灵史与情感史，在极具特色的边塞风貌和藏地语用中施以全景式展现，涉及雪域高原的生产建设、教育医疗、商业转型与自然生态等人类社会变迁中的各层组织。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长时段历史，作家并没有将其处理成概念空泛的类型叙事，而是以具体而微的牧民生活细节推动叙事、展开表意，结构出边疆及边疆人半个世纪的改革风貌。

　　小说中的父母是草原的初代建设者，他们以外来者的身份认识、了解和建设藏区。外来者身份使他们获得了差异化的视野，能够感受牧民的观念、情感和心理，也能理解雪域高原的精神信仰与文化积习。这是改变藏区落后面貌的基础，也是改革中贯彻始终的观念难题。甚至可以说，雪山大地里的父辈们建学校、办医院，一路修路建城，是与藏地文化观念和藏族同胞的心理建设共同完成的。

　　比如，县长希望父亲能够换掉沁多公社的头人角巴，从改变人民公社的领导人开始，彻底更新旧时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建设方式。但彼时已然深谙藏地生活逻辑的父亲，知道角巴在草原人民心中的影响力，“牧人对不服气的人理都不理，到时候牲畜交不上，奶子交不上，皮张交不上，你怎么办？骑着马去催？连人影子都找不到，草原这么大，等你好不容易见了人，牲畜上山啦，奶子吃掉啦，皮张做成袍子啦”。短暂思考后，父亲还是决定依循藏区人民的心理逻辑，完成藏区的改革。

　　事实上，父亲的决定是对的。雪山大地的人有着严格的道德律，他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依循于此。这里广袤的冰川草原不仅给牧民提供物质滋养，也是抚慰他们心灵和情感的精神信仰。赛毛看到父亲去追赶欺负桑杰的人，知道拦不住，便唱起了祈福歌，祈求雪山大地的庇佑；少年才让的聋哑症让母亲忧心，因为雪山大地听不到才让的声音，就无法带给他神的福泽。雪山大地构成了藏地牧民的道德律令，让他们怀抱至真至诚的心灵供奉自然，敬畏天地。这也是外来的改革者与之共情的心理逻辑。即便身份、价值或立场存在不同，但对信仰的尊重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构成了彼此间的情感联系。“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情感的共同体结构里，是作者四十年真切的生命体验，有来自父兄的历史经验，也有个人的成长记忆。

　　在作家杨志军的作品谱系中，《雪山大地》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擅长的现实主义写法。尤其在现实主义不断分层后，杨志军能够丰富现实主义的涵义，自觉继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当代小说作真诚与良善的全面式建构，不仅表明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也回答了当代小说是否还有建构美好能力的疑问。

　　米兰·昆德拉说，自巴尔扎克始，我们存在的“世界”具有历史性特点，人物的生活处在一个充满了日期的时光空间内。那些奋斗了半个世纪的父兄一辈，留下的不只是改善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正如“远去的不一定是必然会消失的，我们能看得见，无论有多远，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得见”，半个世纪的情感共同体，模糊了身份上的外来者和本地人，每一个站在雪山大地的子孙，都沐浴在雪域高原的天光里，受到雪山大地的祈福和庇佑。那些将青春奉献给这里的建设者们，他们值得树碑立传。这便是《雪山大地》的人文主义立场。

　　小说对自然与生命的关切，对先辈们宝贵的精神遗产的珍视，对实地生活与未来的期待，既充满了历史自豪感，也有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在人、自然与社会历史大势的复杂关系中，作者杨志军也在不断地思辨，与那些选择批判与解构的作家相比，他最终选择了相信。这与我们所熟知的杨志军老师纯良的秉性是一脉相通的。显然，从小说敞开式的结尾可以看出，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杨志军，他站在雪山大地之巅，决定以温柔敦厚之心，向世间万物喊出那句“扎西德勒”的时刻，与其再去质疑人类是否还有通往美好的愿望与能力，不如说他决定在行动及“行动的中止处”去亲自实践。这样充满“一次性生存”的文学写作，无疑既沟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流脉，也打开了新时代的文学画卷。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