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声很高且广受好评的《千里江山图》，展示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新写法。特别是与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相比，孙甘露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之外，将电影镜头作为讲故事的工具，用法国新小说的技巧弥合个人记忆与宏阔的时代场景，以此使碎片化的个人经验与时间深处的历史经验实现了一种有机的融合。在宏大的主题面前，孙甘露用细腻的海派抒情、悬置的故事结构、现代的叙事腔调，将百年来建构的革命历史叙事范式进行了改造和拓展，为我们奉献了一部新时代视野中的英雄传奇。
同样是写英雄，刘亮程的《本巴》则呈现出了另外一种美学样态。与《千里江山图》中被革命、生活、理想缠绕的“英雄”不同，《本巴》中的“英雄”更像是天真、游戏、寓言的化身。《本巴》的这种异质性，使得它在所有获奖作品包括之前历届所有的获奖作品中显得格外不同。《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的人类童年，叙事天马行空，语言恣肆奇崛，既有孩童般的天真，又有成年人对世界的怀疑，既展示出一种超凡的想象力，又具有一种辽阔的史诗品格。《本巴》是一部具有边地民族文化特质的小说，但它的叙事手法又兼有西方小说的现代气质，让人想到黑塞和卡尔维诺，那种混沌的自然和内在的伤感，隐藏着一种巨大的精神潜能。它看似是以游戏的笔法写过去的英雄事迹，但其实是以散文诗般的情感抵达现实中人的世界。
《回响》和《宝水》是两部写当下生活的作品，它们展现的是长篇小说写作的新内容和新情感。不同的是，《回响》是向内写，《宝水》则是向外写。《回响》有两条很明显的叙事主线，一条是以夏冰清的死亡案为主展开，讲述冉咚咚的破案过程；另一条则是冉咚咚在破案过程中发现丈夫的开房记录，并以此为契机展开对自己婚姻和情感的省思。两条线索，破案是表，反思是里。《回响》展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它以一个警察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写出了人的坠落与救赎、爱情与背叛、伦理与道德，各种情感的纠葛既将人击溃，又施以温暖和希望。
《宝水》则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题，写出了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作品以一种散文化、非虚构式的笔法，写“我”从大城市来到宝水村的所见所闻所想。乔叶以一种新的情感，去观察、体悟时代变革之下的乡村风貌的变化、风土人情的变迁、乡间伦理的变异，试图给予我们一种对生活的新启发。那些在“我”眼中所见识到的现代化符码，无一不是时代发展和乡村变革的产物。《宝水》的写作，预示着与传统乡土世界的深情告别，那个在历史和记忆中浮浮沉沉的旧乡土，终究要沉没到时间的深海之中了。
与《千里江山图》的革命性、《本巴》的异质性、《回响》和《宝水》的当下性相比，《雪山大地》更倾向于一种历史性意义。《雪山大地》的故事架构也依托于两条线索：一条写作为党的干部的父亲在青海藏族牧区耕耘建设的奋斗历程，另一条写“我”全家人与先后担任公社主任的藏族人相亲相爱，最后成为一家人的情感故事。作为一名长期扎根于边地的作家，杨志军有着和刘亮程一样的天生的自然感受力，他对藏族地区的极致书写，高密度又富有节制的诗意，极具美感、极为动人。这部作品显然也是对宏大的时代主题的积极回应，但因其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加之以作者富有语言张力的文学化表达，使其不仅具有一种素朴的温情之美，而且有一种坚实庄重的史诗质地。而这或许就是它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由上观之，我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新时代”，是写作内容上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新时代，比如作品更关注当下的时代变化和人民生活、更关心当下的人类情感和内心世界。可能没有哪一届的获奖作品，让我们和当下生活如此贴近。《宝水》和《回响》能够获奖的优势可能就在于此，它们在艺术上的探索成效可能有待商榷，但毫无疑问，作者们敏锐地抓住了当下。
我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新时代”，也是写作形式上发生了重要变革的新时代，比如文体的复合、东西方小说技巧的贯通、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融会，等等。《千里江山图》和《回响》在这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前者，将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英雄形象与普通情感、家国抱负与儿女情长，以各种巧妙的小说技法进行了艺术的融合，使得《千里江山图》摆脱了过往革命历史叙事的窠臼，呈现出一种迥异别致的革命叙事的先锋范式。这一写作形式的变化，是否预示着长篇小说写作的当代势态已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新时代”，更是写作风貌上发生了重要变奏的新时代，比如对于重大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如何在作品中艺术地呈现，长篇小说写作独有的庄重感是否应该给予新的认识，传统的长篇小说叙事模式是否已经过于陈旧而失去了意义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今年的五部获奖作品中，《雪山大地》可能是唯一一部具有一定历史感和庄重感的小说，从而有一点力压群雄的意思。而其他四部作品，相较而言，不管是从篇幅上，还是内容上，或者艺术样态上都呈现出一种略显轻盈的姿态。虽然，在这轻盈之下，也承载着不同的时代重量和人生重力，但和之前的历届茅盾文学奖相比，这届获奖作品已然大不相同。
归根结底，长篇小说的“新时代”，是一个语言和修辞发生了质变的新时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切文学的内容、形式、风貌的变化，最终都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因此，不管是《千里江山图》中关于“革命”的简练、干脆、流利的修辞，还是《本巴》中关于英雄史诗的本真、诗意、游戏的修辞，抑或《宝水》《回响》中关于新的生活的当下性修辞，以及《雪山大地》中汉语和藏语交叉表意的本土化修辞，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语言的新时代的到来。事实上，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准确地形容这一语言形态，但毫无疑问，通过长篇小说这一具有国家文学意味、标识着作家写作全面成熟的文体，尤其是通过写作和阅读长篇小说，我们正以新的体验感受这一新的语言的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