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濒海港城，尽管在地理上处于王朝行政网络的边缘，但可以凭借海河交通之便，将文化传播、艺术交流的触角延伸到更远的区域。而且，由于船埠、仓库、店邸、工坊、寺观等要素聚合而成的港区空间的存在，濒海港城大多拥有基底丰实、活力饱满的城市肌理。入唐以后，随着海丝交流渐趋隆兴，宁波（明州/庆元）、福州、泉州等浙闽沿海城市，完成了由海疆边城到海交枢纽的角色转换。与此同时，类如明州越窑青瓷这样的局域流通的生活用具，成为一种洲际行销的贸易物品。无疑，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由“边缘”转为“前沿”，濒海港城创生的图像和器物得以拥有更为广阔的需求空间和更为发达的流播路径。宋至元初，宁波成为我国江南地区的绘画、雕刻作品的制作中心与外输口岸，不同于陶瓷、铜钱等一般航海贸易品，图像类舶载输出物拥有更为丰富的精神意蕴。其中，出自市肆画师之手的宁波佛画，因其笔法工致细腻、设色典丽考究，成为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海商与僧侣搜求的对象。目前，宁波宋元佛画在浙东当地几无留存，而在日本各地则多有珍藏。作为一种舶载输日画作，日藏宁波宋元佛画经历了越海的流转和累代的流传，其文化叙事的价值也超越了图像艺术本身的魅力。
宋元宁波输日佛画的画师群体和创作场所
现存大部分宋元宁波输日佛画，分藏于日本各地寺庙和博物馆，另有一些则为波士顿、弗利尔、大都会等美国著名美术馆珍藏。散见于美国各美术馆的宋元宁波佛画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流出的，之前，它们在日本已有数百年之久的收藏历史。根据作品题材，这些画作可分为“罗汉图”“十王图”“三佛诸尊集会图”“佛涅槃图”“阿弥陀接引图”“高僧像”等几类。
由于宋元宁波佛画的作者都是身处市肆的民间画师，故而其人其画在国内历代画论著述以及方志文献中均无载录，唯日本室町时代文献《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记录了宋元时代张思训、金处士、陆信忠、普悦等若干宁波画师的姓名。关于这些画师的具体信息，我们可以凭借画作的署款获知大概。根据日藏宋元宁波佛画的署款和画风可以推断，其创作者分属于两个不同时代，普悦、周四郎、金大受（金处士）大致为12世纪的人物，而张思训、张思恭、陆信忠、赵璚、赵宁华、陆仲渊主要活跃于13世纪。
除此之外，画作署款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宋元宁波画师的居所或创作场所的重要信息。出现于宁波佛画署款中的地名有车桥、江下、石板巷、咸塘，这些地点大都位于宋代明州（庆元）城东市舶司和灵桥门附近。车桥、咸塘分别紧邻市舶司的西缘和北缘，石板巷大致位于市舶司西偏南百余米处，而江下则极可能指灵桥门外奉化江江滨一带。洗马桥位置略远，但东距车桥也不过六七百米。
明州（庆元）市舶司是宋元政府设在宁波港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在两浙舶务中最为重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浙贸易的中外舶商大多在宁波市舶司办理查验、抽税手续。市舶司位于宁波故城东侧城墙灵桥门内，灵桥门则正对连接奉化江东西两岸的灵桥，灵桥以北的奉化江滨是宋代宁波的海船港区。无疑，市舶司以及灵桥门内外是宋元明州（庆元）中外人员、四海钱货、八方见闻汇合交流的场域。
另外，车桥、江下、石板巷、咸塘、洗马桥所在的宁波旧城市舶司周边以及灵桥门附近，是宁波城内佛寺最密集的区块，其中包括：延庆寺、西寿昌寺、天封院等天台宗寺院；五台开元寺、兴法院、景福寺、东寿昌院等律宗寺院；吉祥寺、兴教寺等禅宗寺院。其中，天封院是宁波故城地标——天封塔的所在地，延庆寺、五台开元寺则拥有悠久的中日交流史脉，而且，延庆寺等天台宗寺院有引导周边厢坊念佛结社的做法，与地域社会联系密切。
事实上，宋元宁波佛画工坊集中于市舶司—灵桥门一带，是港城宁波佛画供需系统空间优化配置的自然结果。画坊择址在这一带，对内，易于融入本地僧侣、城内信士的圈层，随时查知周边社群对于图像作品的需求；对外，便于联结远航海商、异域佛僧的网络，不断扩大画作输出和流通的畛域。
宋元宁波佛画的输日和图像内涵的播扬
宋元宁波佛画输出日本的缘起，在于明州（庆元）港航的便利以及中日佛教交流的繁荣。宋元时期，明州（庆元）城外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是日本渡宋僧和渡元僧的必访之所。明州（庆元）城东南厢延庆寺、景福寺等寺院都曾是日本来华僧侣挂锡寓留、访谒巡礼之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日本源信大师曾遣弟子寂照携天台宗二十七条问目，向时任延庆寺座主的天台高僧知礼求教。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广智大师继法智主持延庆寺，源信大师又派弟子绍良携金字法华经为贽礼，师从广智研习天台教理，修业三年后回国；宁宗年间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俊芿，曾在景福寺寓留三年，师从如庵法师研习律宗；此外，位于车桥西700余米的广慧院，曾接待过日本著名入宋僧荣西的造访。根据荣西自己的著录，1168年，荣西搭乘商舶至明州，叩访广慧院。来到宁波的舶商以及随船乘客，一般在灵桥北奉化江西岸市舶码头登岸，在来远亭接受查验以后，就近从灵桥门进入明州（庆元）城内。延庆、景福、广慧等寺院距灵桥门不远，自然成为入宋日僧礼佛问法的首选之处。
在日本入宋僧侣携带归国的物品中，除了经卷、典籍之外，佛像、佛画等佛教图像也占有相当比例。例如，北宋太宗时期来华的日本高僧奝然，回国时带走栴檀释迦像一尊、十六罗汉图一套，现存京都嵯峨的清凉寺，其中，十六罗汉图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输往日本的罗汉画；南宋时入宋的重源带回日本的佛教造像与绘画包括：观音菩萨像一尊、势至菩萨像一尊、十六罗汉图一套、净土五祖画像一幅。观音与势至菩萨像、十六罗汉图现藏于高野山新别所，净土五祖像现存于京都嵯峨的二尊院；俊芿携回十六罗汉图两套三十二幅、水墨罗汉图十八幅、南山大师道宣像和大智大师元照像各一幅，其中，水墨罗汉图据传为五代禅月大师贯休所作，现藏京都高台寺，而道宣像和元照像仍保存于俊芿所创建的京都泉涌寺。值得一提的是，道宣像和元照像的画面上方均有南宋宁波名士楼钥作于嘉定三年（1210）的赞文。
虽然迄今尚未找到宋元来华日僧携回宁波画坊佛画的明确文字记录，但可以断定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现存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陆信忠作“十六罗汉图”，原藏佐贺市万寿寺，这套“十六罗汉图”很可能是嘉熙二年（1238）万寿寺创建者神子荣尊离开中国时带回的。事实上，由于中国佛教图像在日本有很大的需求空间，绘制精美的宁波佛画不仅是来华僧侣们珍爱有加的法门圣物，也是中外舶商竞相搜求的贸易物品，而宁波市舶司—灵桥门一带是来华日僧及中日舶商们收集佛画最为便利的场所。
宋元佛画的外输不仅是一种图像的输出，更是一种观念与信俗的传播。日藏宁波佛画中数量可观的罗汉画，反映出南宋时期罗汉信仰的全面东传。尽管“罗汉”概念源自印度原始佛教，但罗汉信仰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佛教崇奉行为。罗汉信仰以唐代玄奘所译《法住记》为典据，唐末、五代逐渐流行，而且出现了张玄、贯休等以十六罗汉图闻名于世的画师。两宋是罗汉信仰臻于鼎盛的时期，罗汉画大量输往日本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另外，十王信仰兼容了中国传统的冥界观念和佛教的地藏信仰，其内涵与形式都包含了较多的中国元素。金处士、陆信忠等人的“十王图”传入日本之后，出现了一些日人临仿之作，例如，福冈誓愿寺“十王图”（镰仓时代晚期）和冈山宝福寺“十王图”（日本南北朝时代）即是此类摹本，由此可见，随着相关图像的输出，带有浓厚宋风的十王信仰也逐渐植入日本。
（本文系宁波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宁波海丝‘活化石’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