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的文章学本位
2022年09月26日 09: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26日第2499期 作者:吴中胜

  相对于杜诗研究,近年来关于杜文的研究近乎阙如。这种研究现状与杜甫对自己文章的自信,以及杜文对其命运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有必要转换视角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杜甫有诗云:“文章实致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这是杜甫基于文章实践与人生经历的深刻体悟。他对自己的文章才华自负有加:“岂有文章惊海内。”(《宾至》)清代沈德潜评曰:“二句自谦,实自任也。”自少年时期就有的文章才名曾给杜甫“立登要路津”的机会,却终究未能为其带来仕途的通达。

  杜甫人生最大的机遇是天宝十载被唐玄宗召试文章。《新唐书》本传:“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饗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献赋在天宝十载,《新唐书》有误,清人杨伦已有考辨。)文章得到皇帝的赏识对杜甫是非常大的荣耀,极大地推高了他对仕途的期待,“河西尉”显然跟他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故“不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虽同样官职卑微,但毕竟是在京城任职。

  杜甫因赋成名,却并未因此通达仕途,文章与命运的错位给杜甫留下了心灵创伤。他在诗中多次提及此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壮游》)直到晚年,杜甫仍然为此叹惋:“道为诗书重,名因赋颂雄。礼闱曾擢桂,宪府近乘骢。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惟馀旧台柏,萧瑟九原中。”(《哭长孙侍御雄》)也为有类似境遇的文人而悲叹:“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

  古文思潮与骈文传统的更替

  杜甫有诗曰:“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又曰:“呼婢取酒壶,续儿读《文选》。”(《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可见,杜甫很重视《文选》。考虑到《文选》和《文心雕龙》的特殊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杜甫不仅深受《文选》“文理”的影响,也深受《文心雕龙》“文心”的滋养,所以,我们可以用《文心雕龙》中的文章学思想来解读杜甫的文章。清代诗话里收录了郎梅溪和王士禛的对话,问“《文选》理”到底是什么理。(《诗问》卷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文选》之理是文章之理。众所周知,《文选》中的第一文体不是诗,而是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骈体赋,要求文辞要偶对漂亮,即刘勰所谓:“玉润双流,如彼珩珮。”(《文心雕龙·丽辞篇》)萧统所谓:“义归于翰藻。”(《文选序》)也就是说,杜甫所说的“《文选》理”主要指的是骈体文艺术。因此,我们可以在从骈文思潮到古文思潮更替转换的大历史格局中,解读杜甫文章的历史际遇。

  刘勰说得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篇》)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处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思潮当中,评价杜甫的文章也要看其所处的“世情”和“时序”。从杜甫文章的创作年代来看,他正处在历史转折期,前面是自南北朝以来的骈文传统,直到初盛唐,这一传统一直占据文坛主潮,享有话语权。正如王士禛所说:“亦是尔时风气。”(《诗问》卷一)到杜甫这里,这股骈文思潮已处于末端,文坛的风向即将发生转折,骈文思潮将转变为古文思潮。

  王士禛曰:“至韩退之出,则风气大变矣。”(《诗问》卷一)从韩愈开始,中国文章学开启古文之学,掀起了唐宋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一改六朝旧习,学习秦汉古文。苏轼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般来说,中国文章学从韩愈、柳宗元就开始了以古文为中心的转型,从此以后,古文思潮日益高涨,骈文传统虽时有抬头,但从大势来看,江河日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因为个别作者的创作而扭转乾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世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很高,而对他文章的评价则逊色得多,不是因为杜甫的文章不好,而是从中唐开始,古文思潮日涨而骈文传统逐渐衰落的历史大趋势所致。

  文章得体与评价离位

  杜甫有诗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要准确理解和评价诗文的确是千古难事。纵观杜甫批评史,相对于对杜诗的超高关注度,人们对于杜甫文章的关注甚少。在人们心里,杜甫就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少数关于杜文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否定性的,或者缺少同情之理解,或者缺失以文章为本位的艺术考量,或者用诗的标准来衡量文章。回归文章学本位,杜甫的文章中规中矩,其实是很得体的。脱离文章学本位来评价杜甫的文章,是评价的离位。

  文章学是近年学界的研究热点。关于文章学的定义虽众说纷纭,但刘勰提出的“六观”说,基本确定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研究范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文心雕龙·知音篇》)在这六项中,除“事义”外,其他五项都是文章学的研究范围,其中又以“位体”和“置辞”最为紧要。

  从“位体”来看,不同文章有不同的文体规范要求和衡量标准。我们评价杜甫的文章也应如此。清代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中收有滏阳张溍评注的《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二卷,收杜甫文章26篇,其中有赋6篇、表5篇、赞1篇、述2篇、说2篇、策问1篇(五首)、状2篇、图文1篇、祭文3篇、墓志2篇、神道碑1篇,涉及11类文体。以其中的代表性文体赋为例,刘勰认为赋的文体要求是“义必明雅”“词必巧丽”(《文心雕龙·诠赋篇》)。杜甫存世的“三大礼赋”以及其他几篇赋都是“献赋”:“按玄宗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者赴京。公应诏退下,留京师。是年十月,上幸华清宫,公因至兽坊,作《天狗赋》。”又:“天宝九载,公在京师尝进《雕赋》。”(《杜诗镜铨》)

  就内容而言,《天狗赋》和《雕赋》是鸟兽赋,彰显个体的英猛豪气。“三大礼赋”是郊庙赋,展示的是“盛世”气派。而“献赋”其实是准备写给皇帝和诸公大臣看的,故思想内容上要“明雅”,常包含对皇帝和自己的夸耀,如“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进雕赋表》)《新唐书》本传称杜甫这是“高自称道”。这个观点有待商榷,因为赋文不能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衡量,“铺张扬厉”本来就是赋体的基本特点,更何况这是“献赋”,其目的是求得仕进,自然要显耀家世,张扬才情。有学者批评杜甫的文章更多的是歌功颂德,与其诗歌的批判性形成反差,这是没有考虑到不同文体特征及功能的评价离位。

  从“置辞”来说,杜甫的几篇赋偶对自然又不失工巧,用辞不追求华丽。如“仰千门之崚嶒兮,觉行路之艰难。惧精爽之衰落兮,惊岁月之忽殚。”(《天狗赋》)“彼何乡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雕赋》)“通天台之双阙,惊溟涨之十洲。浩劫礧砢,万山飕飗。”(《朝献太清宫赋》)“崚嶒”“礧砢”“飕飗”等用词明显有汉大赋的风尚,偶对流畅自然。“难”与“殚”、“掌”与“长”、“洲”与“飗”押韵,读起来有节奏又声韵和谐。宋代洪迈评曰:“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卬,(风)讽味不厌,乃为得体。”(《四六名对》)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杜甫的几篇赋是骈体文中的精品,也是得体之作。

  杜甫有诗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沈德潜评曰:“胸怀经济,故云名岂以文章而著;官以论事罢,而云老病应休,立言之妙如此。”(《杜诗镜铨》)杜甫又有诗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杜甫显然是不满足于以诗文名世,他有更远大的经邦济世情怀,可惜这种情怀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从这两句诗也可以看出,杜甫生前,声名因文章而著,诗名反而不显,后世却仅仅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诗人,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学理思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心雕龙》与中国文章学体系建构研究”(20XZ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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