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卷191集部总集类“存目一”著录《大全赋会》50卷：“不著编辑者名氏，皆南宋程试之文。案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仄不相间，即不依次用。”《大全赋会》所收作品皆为“南宋程试之文”，而宋代科举所考之赋实为律体。由此可知，《大全赋会》是一部收录南宋律赋的文学总集。

　　据《四库全书总目》自注，四库馆臣所见《大全赋会》为永乐大典本。然《永乐大典》历经火灾与战乱，散佚严重，今存于世者仅800余卷。由于《永乐大典》残缺不全，相关研究者虽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见到了《大全赋会》之名，却想当然地以为此书已完全散佚。《全宋文》《宋代辞赋全编》《历代辞赋总汇》等也未收录《大全赋会》中的律赋作品。

　　实际上，《大全赋会》并没有完全散佚。在现存的《永乐大典》中，就残存了两卷《大全赋会》。具体说来，《永乐大典》卷14837与卷14838分别为《大全赋会》的卷3和卷4。《大全赋会》卷3收赋35篇，卷4收赋41篇，合计76篇。这些南宋律赋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学和文化价值，但一直未曾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可以推动宋代律赋研究进一步发展。

　　更新固有文学认知

　　对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进行研究，可以纠正人们对南宋律赋的固有认知。相比较而言，南宋律赋流传下来的并不是很丰富。清人便已指出这种情况，李调元《赋话》卷5云：“宋人律赋，篇什最富者王元之（禹偁）、田表圣（锡）及文（彦博）、范（仲淹）、欧阳（修）三公……靖康、建炎之际，则李忠定（纲）一人而已。南迁江表，不改旧章，赋中佳句，尚有一二联散见别籍者。”宋代律赋留存后世较多者大多是北宋人，如王禹偁、田锡、范仲淹等。南宋时期，虽然科举“不改旧章”，仍然考赋，但律赋的传世数量就没那么多了。据《全宋文》《宋代辞赋全编》统计，南宋律赋共有45篇，其中，楼钥律赋14篇，方大琮律赋15篇。除此之外，便只有王之望、黄公度等寥寥数人有律赋作品传世。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认识上的偏差，以为南宋律赋写作是衰颓、不景气的。

　　总体而言，与唐代律赋相比，宋代律赋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与北宋律赋相比，南宋律赋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这主要是因为元代科举改考古赋，元人根本不重视律赋，也就任由宋代律赋（尤其南宋律赋）散佚了。实际上，宋人为了应举入仕，还是相当重视律赋的。北宋李昉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收录唐代律赋近千篇，可见他们对律赋的重视程度。而唐代律赋之所以能大量传世，正是有赖于《文苑英华》的保存之功。南宋律赋流传后世的少，只能说明它没有得到较好的整理与保存，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律赋创作不兴盛。《大全赋会》原书50卷，现仅残存两卷，每卷收赋35篇以上，即使按每卷30篇计算，《大全赋会》原书所收南宋律赋也超过1500篇。由此不难窥见，南宋律赋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衰落。

　　展现宋代赋集编纂状况

　　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科举试赋用书的编纂状况。从本质上讲，《大全赋会》是一部科举试赋用书。宋代科举试赋用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曰赋格，二曰赋集。赋格以讲解律赋写作方法为主，关于律赋写作方法的文字谓之格诀；赋集以选录律赋作品为主，挑选出具有典范性的律赋作品供举子学习。宋代产生过大量的科举试赋用书，只是时过境迁，此类书籍大多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南宋郑起潜的《声律关键》可说是宋代赋格书的代表，至于宋代的赋集，如范仲淹的《赋林衡鉴》、吴处厚的《三元衡鉴》、唐仲友的《后典丽赋》等，则多见于序跋、书目记载而鲜有传世者。

　　宋代赋格书的样貌可通过《声律关键》来了解，宋代赋集的样貌又该如何获知呢？现在借助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认知。首先，在《大全赋会》中，赋题一般不标“赋”字，如《圣人法天而立道赋》，其题目只写作“圣人法天而立道”。这种情况在宋代科举试赋用书中应是常见现象，郑起潜《声律关键》中引用了数以千计的例句，在标示例句出处时，赋题中也没有“赋”字。其次，宋代律赋皆为八韵，在《大全赋会》中，每一篇律赋都被分成八段，显然是依韵划分出来的。这种划分段落的方式既合理又清晰。《全宋文》《宋代辞赋全编》等在整理宋代律赋时，并没有依韵划分段落，稍显美中不足。最后，《大全赋会》所收律赋作品，一般在赋题下标明了作者，同时也提供了大部分作者的籍贯信息。诚然，仅通过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来了解宋代律赋集的样貌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与凭空臆想相比，已推进了一大步。

　　揭示理学对南宋律赋的影响

　　分析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有助于探讨理学对南宋律赋的影响问题。理学对南宋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理论上，理学对科举持批评态度，如朱熹说：“义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讲求，却易为力。举业乃分外事，倒是难做。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朱子语类》卷13）陆九渊也说：“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与李宰二》）“科举之文”包括律赋在内，既然理学排斥科举及科考时文，是不是就意味着理学已自动放弃科场这块阵地，和科举毫无关系了呢？其实不然。南宋理学不仅没有和科举保持距离，还持续不断地向科场渗透。这可从批评理学的声音里看到一些端倪，赵彦中曾向宋孝宗上奏言事，直斥理学对科举的过度介入：“以科举之文言之，儒宗文师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说，以浮言游词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经圣贤为师可矣，今乃别为洛学，饰怪惊愚。”（《宋史全文》卷26下）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条中也提到理学对南宋场屋的笼罩：“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场屋之文”的南宋律赋必然受到理学的影响。

　　长期以来，理学对南宋律赋的影响问题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原因在于可用来分析此问题的律赋作品太少。李纲等人的律赋写于南宋初期，当时理学的影响还不够广泛，这些作品未受到理学的濡染。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中的律赋基本上写于南宋后期，受理学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理学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南宋律赋中“圣人题”的涌现就是理学刺激的结果。在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中，70多篇律赋大都属于“圣人题”作品，如《圣人拟天地参诸身赋》《圣人宝天地之纲纪赋》《圣人抱诚明之正性赋》《圣人根中庸之正德赋》《圣人顺性命以立道赋》等。

　　在这类“圣人题”律赋中，存在大量理学话语。例如，余汝舟的《圣人根中庸之正德赋》说：“此又以诚意正心之学，而为吾养根俟实之基。如节中以和其至，得道端之造；若物言其发之纯，称天命之惟。”薛福公的《圣人原天地而达理赋》曰：“物具太极，心潜圣人。原天地以达理，贯机缄而以神。睿哲夙全，本彼无私之化；昭融罔间，浑然先得之真。”“诚意”“正心”“太极”“理”等均是理学思想中的常见话语。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中的律赋作者，很多以理学人士自居，如王必用的《圣人辅天地恢皇纲赋》说“闻之造化无全功，赖吾道以维持”，李宏叔的《圣人竭心思仁天下赋》称“天下非大，吾道为大”。“吾道”是典型的理学家口吻。总之，永乐大典本《大全赋会》残卷中的南宋律赋具有浓重的理学气息，深入考察这些作品，可以更好地认识理学与南宋律赋及科举的复杂关系。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理学视域下的南宋辞赋研究”（21DZWJ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