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提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他说：“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自从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诞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就结合地方性知识和民俗素材，尝试进行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民族题材文学书写。半个多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多样化、多向度的发展。近年来，与时代密切相关的脱贫攻坚主题频繁出现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乡村经验、日常生活与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得以真实展现。

　　详细表现脱贫攻坚过程

　　四川大凉山“悬崖村”近年来备受媒体关注，彝族作家阿克鸠射持续考察了“悬崖村”，并在数年内创作了多部与此相关的作品，如系列报道《徒步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等，后者荣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骏马奖”。这些作品描绘了“悬崖村”的风土人情与惊人巨变，展示了精准扶贫实施以来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峡谷白云之间的藤梯被由钢材做成的梯子取代，“悬崖村”大力发展旅游业，村民也大多搬到山下安居。

　　可以说，无论是以往汉族作家对四川大凉山的文学表现，还是媒体对彝族生活的报道，都是基于外部视角展开的。因此，来自内部视角的文学书写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也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

　　少数民族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可追溯到2014年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白虎寨》。白虎寨是湖北恩施州武陵深山的世外桃源。正如李传锋坦言，自己退休后返乡居住，“看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变化，也发现了这个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就想把农村的现状、变化写下来，写一部给农民看、给普通人看的小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很适合这样一部作品”。《白虎寨》塑造了进城务工青年的形象，他们回到家乡，开始进行新的社会实践：追赶时代的步伐、“抢”科学家、搞良种试验、修路通电、搞土地流转等，实现了带领贫困山村脱贫的目标。

　　无独有偶，苗族作家向本贵在《两河口》中也描绘了武陵山区人民脱贫的奋斗历程。他在作品中首先展示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景观：“站在吊脚楼上，能看见远处的香河从盘龙山右边的山脚蜿蜒而来，像一只巨大的臂弯，把两河口村和村前偌大一片田地紧紧地揽在一起，与从盘龙山左侧逶迤而出的蓝溪在远方的山影下相会，然后往山外奔去。香河的那边，林立的高楼像是一群精神抖擞的汉子，总是那么专注地俯视着香河这边广袤而宁静的田原风光，古朴而秀美的村落民舍，四季变换的大自然景色。”伴随着轻快明丽的叙事，作家展示了颇具民俗学意味的乡村社会的内部变迁。例如，乡村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吼龙、祭龙神文化和发展旅游业关联起来，开始了全新的商业实践，经过不懈努力，这里的百姓实现了脱贫致富的目标。

　　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此类作品还有很多。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创作了报告文学《废墟上的涅槃》，这一长篇作品立足云南昭通，描述了鲁甸县脱贫工作的全过程。仡佬族作家王华的《海雀，海雀》讲述的是一个村庄的基层管理者带领村民进行退耕还林实践的故事。瑶族作家红日在《驻村笔记》里表现了一个贫困村庄通过精准扶贫工程改善民众生活的过程。

　　逼真描绘乡村社会变迁

　　2020年，《民族文学》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书写乡村现实的中短篇小说。毛南族作家谭志斌在《荒园逸事》中讲述了位于中国西南边地的毛南族乡村社会的变迁。他在叙事中夹杂了民族传统文艺素材，颇有民族志写作的特征。比如，主人公回忆其父亲曾唱过的曲调：“这是一首忧伤的曲子，是他老父亲当年自己作词谱曲的《毛南山居调》：‘我们是毛南，到处都是山。家在大山里，屋在山间。山头播小米，山脚种苞谷。牛在山上跑，鸡在山下飞。’”这样的描述展现了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美好想象，流露出甜蜜和忧伤的情绪。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大树经历着一系列窘境：他失去了爱情，陷入生存困境，父亲生病，被贴上“贫困户”标签。在大树面对同时到来的多重冲击时，扶贫干部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遭遇挫折返乡之后，大树开始了自主创业的新征程。

　　另外，描写大学生返乡创业及乡村建设的题材也不在少数。例如，侗族作家石庆慧在《等待山花烂漫》中，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在寒假返乡期间对乡村建设的设想。在作家笔下，青年人充满理想和激情：“杨山拥着清莲喁喁而谈，在他温软的话语里，清莲似乎看到眼前破败的花桥变成了古色古香而又宏伟的风雨桥；似乎看到起凤山上冒出了高高的古楼塔顶；似乎看到了起伏的群山间百花盛开、游人如织；似乎看到了一排排整齐的吊脚楼；似乎听到了踩歌堂里飞跃的歌声和清脆的银铃声……这次交谈让清莲这些天纷乱的思绪清晰起来，感觉一个伟大的理想似乎正在心里慢慢成形，就像胎儿的孕育，她感觉自己还不确定的某些想法此刻获得了应和与鼓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这篇小说里，青年人对少数民族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认知定位十分明晰，他们并不打算毕业后留在城市打拼，而是打算回到家乡，改变家乡的现状。

　　石庆慧的《女人树香》一反常规叙事，从驻村干部“我”的视角出发，塑造了树香这一坚忍的女性形象。第一任丈夫离世后，第二任丈夫对她进行家暴，树香逃到第三任丈夫那里，却发现被媒人欺骗，最后在第四任男友那里暂时得到了庇护。她的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却活在贫困、饥饿和邻里议论的阴影里。第一人称“我”的这条线索从脱贫攻坚验收和消除“视觉贫困”的基层走访开始说起，在逐渐了解了树香和她的家人、男友的身世遭遇后，“我”开始帮助他们，尽力提供一定的便利，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观。尤其感人的是，他们家里的第二代——树香的女儿美欢，之前在无尽的羞辱和心理阴影下长期住校不愿返家，帮扶队员邀请她在村里担任志愿者，从而解开了这个少女的心结，使她对家庭和社区有了新的认识，而作为母亲的树香也跟随劳务输出的队伍外出务工。小说设计的这一开放式结局，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故事的悲剧意味。

　　除了小说文本外，表现少数民族脱贫攻坚工作的还有民族志书写，如彝族作家、人类学博士罗木散新近出版的《春去冬回：凉山彝族农民的流动生活》一书。书中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用散文化的书写表现了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农民工赴新疆务工摘棉花的日常生活。全书由凉山彝族农民工在新疆棉田与凉山故土之间的“往”和“返”两部分构成。具有彝族青年研究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罗木散从内部视角展开观察，他认为，“彝人流入新疆棉田成为农业雇工既是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地用工需要与凉山彝人谋求生计多样化之间的共谋。凉山彝族农民工候鸟式‘春去冬回’的流动行为，虽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客观影响，但更是他们在成立家庭后主动对生计和生活所做的安排和调整，是他们对主观荣誉的追求和人生意义的探索过程”。作品用翔实的第一手调研材料和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如实反映了彝族农民工的生活。

　　在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品致力于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作家基于内部视角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变化进行了如实记录，以文学形式反映出脱贫攻坚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20ZD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