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艺术史论、美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代表作：《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视觉文化的转向》《审美现代性批判》等。

　　“信息富裕导致了注意力贫困”，是对当前注意力的文化危机的精准概括，它呈现的样貌一方面是海量信息的过剩生产，另一方面则是人们注意力的日渐贫乏耗尽。注意力的文化危机表现出种种“信息过载综合征”：信息数量越多越好，接收速度越快越好，信息刺激性越奇越好。从注意力的文化危机种种症候，我们可清晰地辨识出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从印刷文明建构的深度注意力模式，日益转向数字化信息社会特有的超级注意力模式。技术的文化化和情感化彻底颠覆了冷冰冰的技术法则，诉诸文化和情感成为注意力控制的有效手段。技术的文化化和情感化的主要手段是审美泛化。在艺术或设计中被广泛采用的种种表现手法越来越多地被技术模仿、融合与创新，日常生活审美化在相当程度上演变为技术通过文化与情感来强力赋能。当算法把文化和情感维度纳入其中时，冷冰冰的刻板技术逻辑便转化为煽情的感性逻辑。只消对社交媒体上最吸引眼球的信息资源稍加检索，便会发现情感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巧妙融合。无比聪明的算法插上文化化和情感化的双翼，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注意力的技术在不断迭代中已内化地侵入了我们的感官、心智和精神。相较于20年前，我们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均被注意力经济和文化彻底重构，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受到注意力文化危机的深刻影响。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少数民族文学和民俗学。代表作：《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史诗学论集》《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等。

　　从信息技术角度看，“口头传统”是与“书写传统”经常并置在一起的概念。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就是口头传统发生和演进的历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口头传统与文学关系紧密。口头传统长期居于文明赓续的中心地位，它作为媒介被使用的历史悠久，但作为现代学术对象的历史则很短。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民间口头传统，但直至20世纪的最后10年，在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交流中，明确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建设才初具规模。口头传统研究对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口头传统学理的烛照下，中国学者在资料学建设、理论精细化等方面成绩斐然。首先是资料学建设取得了罕有其匹的成果——在文本化规程（科学记录和誊写）、资料库建设（数字化存储）、数据库标准厘定（元数据标准制定）、高标准样本采样（“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环节，都做到了世界领先水准。其次是理论研究精细化，对演述文本“格式化”和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要素的总结，“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对“多级程式意象”的归纳，关于“书写型传承人”的认定，关于演述活动“逆生长”的实验，关于口头与书面互动的描摹等，都可看作中国学者对口头传统理论研究的贡献。可以说，口头传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是与国际上的发展同步的。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代表作：《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

　　积极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是当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已经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突破与思想创新。而理论上的突破，首先需要回归经典。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深刻展示出人类共通的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文学是人学，更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经典的最大特色，就是写出了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可以超越时空，引起读者的共鸣。当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经典的意义，出现了回归经典的趋势。此外，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格局。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文学是一种特殊载体，可以起到沟通民心、传达民意的作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也是我们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而对域外汉籍的搜集整理与海外汉学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努力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体系建设，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