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由来已久，但明确将其作为学科来建设发展，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经20余年发展，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已初步建成。

　　完善学科理论体系

　　1997年，陶礼天提出了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初步构想，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北“风”与南“骚”》）。2006年，梅新林也提出了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想，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8年，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一个新的分支”来建设，指出文学地理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2011年，笔者提出“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2012年，杨义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

　　上述学者的提法和表述虽各有差异，但已形成三点重要共识：一是主张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研究视角或方法；二是坚持文学地理学必须以文学为本位，而不是以地理为本位；三是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被确立为文学地理学的科学基础和立论前提，从而明确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2011年11月，“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与会学者联名倡议筹建“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议明确了文学地理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开拓研究新思路》）。此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连续召开了八届年会，编辑出版了八本《文学地理学》辑刊，积极探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问题。

　　正是在文学界和文化地理学界众多学者的启发、推动和支持下，2017年3月，笔者出版了《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此书是笔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也多方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李仲凡评论说：“《文学地理学概论》作为一部开创性的文学地理学导论性质的著作，涵盖了文学地理学主要的、基本的研究领域”，“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搭建起了基本的框架”，“《文学地理学概论》的问世……使得文学地理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接近学科的建成。”（《从苏轼的〈食荔枝〉到文学地理学》）2017年12月，梅新林、葛永海出版《文学地理学原理》一书。二书体例不同，但基本立场是相通的：一是“以文学为本位”，二是“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均体现了作者为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所做的多方面探索。

　　彰显中国学者独特贡献

　　综观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理论架构。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实证色彩。实证研究就是讲求证据，一切靠证据说话。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研究，不仅是对作家的出生成长之地与迁徙流寓之地，作品的产生之地与刊刻传播之地，作品中的地名、地景（景观）、地理意象等的研究带有比较浓厚的实证色彩，而且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实证色彩。其中多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出一个观点、概念或理论，最后由这些观点、概念或理论来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不是从一个观点（概念、理论）推导出另一个观点（概念、理论），不是用演绎法，而是用归纳法。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与西方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思潮”有某些相通之处，它“沿着预定的路线积累知识”，因此“是一种稳健的过程”。“实证主义思潮的主要诱惑力是数量化：以数学或统计学的形式，即以一种意味着精确、可重复性以及确定性（孔德的确定）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同时，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学科建构也避免了西方“实证主义思潮”“长于事实而短于理论”的弊端。它讲求实证，但也注重理论探讨，并未“消除形而上学”，尤其是在分析文本的地理空间时，充分注意到了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形而上的特征。

　　第二是中国式的话语体系。所谓话语体系，就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流行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多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这些学科的话语体系也是西方式的。但文学地理学不同，它是在中国建构的一个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的，用来表达这个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概念体系也是中国式的。例如，“地理物象”“地理事象”“本籍文化”“客籍文化”“文学家的静态分布”“文学家的动态分布”“瓜藤结构”“虚拟性文学景观”“实体性文学景观”“系地法”“现地研究法”“场景还原”“版图复原”“边缘活力”“地理叙事”“地理基因”等一系列概念，都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中国学者用这种中国式的概念体系，来表达中国式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并为这种表达建立了相应的规则，从而创建了一套初具规模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中国式话语体系。诚然，个别概念如“文学扩散”“文学源地”“文学区”“文学景观”的创立，确实借鉴了某些西方智慧，但绝不是对西方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扩散”“文化源地”“文化区”“文化景观”等概念的简单套用，而是同时汲取了中国智慧，根据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文学自身的特点和内涵等创立的。

　　第三是以青年学者为骨干的专业人才格局。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一直得到文学界和文化地理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大力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界形成了以青年学者为骨干的专业人才格局。据统计，1990年以来发表的文学地理学论文，有三分之一是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如果再加上他们的非学位论文，及其他青年学者的论文，那么至少有一半的论文是青年学者撰写的。近30年来，文学地理学发展迅速，影响广泛，这与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学科只有赢得广大青年学者的青睐，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强调学科独立性

　　一般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立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三是要有一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员。按照这三个条件来衡量，可以说，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已初步建成。

　　诚然，国外也有文学地理研究，但是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批评”（文本批评）上，并未形成一个学科。马晶指出：“相较国内对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思考，国外在这方面表现似乎并不明显。”（《学科定位：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以法国为最早，成果也相对较多，例如法国学者迪布依和费雷分别出版过《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和《文学地理学》（1946），但是文学地理学在法国并未建成一个学科。陶礼天指出：“尽管法国学界提出‘文学地理学’并出版了专著，但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早在1958年，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就曾这样讲：“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也许不应该对它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调地理学，会迅速滑向地方主义。”（《文学社会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学地理学在法国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提高。2009年10月，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学者米歇尔·柯罗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说：文学地理学“可以为在法国大学界仍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史研究提供补充”（《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这说明文学地理学在法国仍然只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一个独立学科。

　　在美国学界，似乎连“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都极少出现，他们用的是“地理批评”或“地理诗学”这两个概念，也是侧重于文本批评。因此可以说，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项研究，中外都有；但作为一个学科，只有中国初步建成。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