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是未来指引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统领性战略。新质生产力本质强调问题导向，但如果对其理解过于庞杂，使得新质生产力成为一个包罗万象、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箩筐”，不利于有效的制度改革、精准的政策形成和社会凝心聚力。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产业经济学逻辑的角度，将新质生产力解读为一个技术突破和制度探索各自展开又相互促进的过程，以期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学理认识。

　　技术和产业展开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可见，科技和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物化载体。既有的研究虽然已经充分强调了新技术和新产业在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但新质生产力所包含的技术和产业林林总总，这些技术和产业之间的关系与发展的逻辑，既有研究并未给出清晰的解释。

　　新质生产力所催生的增长部门主要由动力产业、先导产业、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和引致性产业四类部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通用目的技术、先导技术、新型基础设施技术和传统产业改造技术组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发展的一个总体逻辑是：首先，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是构成新质生产力底座的通用目的技术，承载这些技术的产业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产业。其次，通用目的技术与智能驾驶、虚拟成像、脑科学等技术相结合，推动了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料、创新药、生命科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先导产业。再次，通用目的技术和先导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相应地，通用目的技术与新的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基础设施技术，加快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稳定的双千兆通信网络和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最后，当通用目的技术和先导产业的技术发展与市场发展足够成熟时，这些技术和服务开始向传统产业扩散和渗透，并与传统产业既有的技术相结合，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这些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引致性产业。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类生产要素组合和利用也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共同构成了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而展开的完整图景。首先，在通用目的技术突破阶段，基础研究的积累和转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题。大学、科研院所和领先企业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核心能力的载体，来自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来自企业的商业模式探索对于底层技术突破至关重要，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牵引。其次，通用目的技术逐渐趋于成熟，开始与新兴产业的专有技术快速转化和结合，如人工智能领域的通用模型开始发展为新兴产业的专用模型，最终促成了先导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产业化，以及全社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长于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通常是创业型企业，成为关键的技术能力载体，来自企业层面的主导商业模式设计，来自政府的应用场景培育和宽松管制环境供给，成为决定一国能否成为数字技术浪潮引领者的关键因素。最后，当新兴技术的成熟度足够高、成本足够低时，传统产业开始成为技术浪潮的接力者，全社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但由于传统产业的技术能力和成本承担能力相对低下，除了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本身促成的技术扩散外，政府主动构建的面向传统产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技术服务体系，对于引致性产业的发展十分必要。

　　体制和政策展开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既是技术和产业渐次发展的过程，也是与这些技术和产业相适应的体制及政策持续探索并完善的过程。总体上看，新质生产力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构成要素。

　　一是高强度的市场制度体系。纵观人类工业发展历史，后发赶超国家无不因为提供了相对于领先国家更加有力的产权保护、更加公平的市场制度体系，而实现了新技术和新产业赶超。如果中国能够成为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国家，一定是在激励和保护数据、知识产权、企业家精神、科学成果、技能、创业等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方面，提供了相对于其他工业国家更加有效、有利于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开展的制度。虽然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制度体系的一般规定性是相对清晰的，如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深度嵌入一国政治、文化和资源禀赋体系中，最优的市场制度体系一定是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充分互动和高强度学习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形成全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和承诺至关重要。只有当各类社会主体真正将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各类社会主体相信能够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自身福祉，只有各类社会主体对中国新质生产力领先发展抱有足够的信心和抱负时，才能引致全社会的高强度的制度探索、学习和建设，从而推动中国的市场制度体系不断调适并逼近最优。

　　二是完善高效的创新体系。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创新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载体。中国要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建成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基础研究能力、教学型大学的人才供给质量、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竞争前技术供给水平，赋能通用目的技术、先导技术、新型基础设施技术和传统改造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与应用。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除了加大对科研院所的资金投入力度，应更加关注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共性技术研发机构治理机制的完善和提升，借鉴国内外顶尖大学的办学经验，建设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着力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为推动原始创新提供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借鉴成熟的政府社会合作模式，充分利用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资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强大的共性技术支撑；针对目前国家实验室以地方政府为运营主体的问题，强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能源局、交通运输部等关键部门对国家实验室的牵引作用，切实强化国家战略需求对国家实验室的使命牵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多资源支持。

　　三是协同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为了弥补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科技创新的缺陷，让新型举国体制更加聚焦且有效，必须打破目前产业管理部门各自为战、各搞一摊的做法，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清除新技术、新产业管制或扶持的政策盲区和死角，强化结果评估，弱化过程监管，建立层级更加扁平的举国体制组织实施机制，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协调产业安全政策、竞争政策和发展政策，明确产业安全政策和竞争政策相对于一般性产业政策的“上位政策”地位，清晰界定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产业安全管理部门、产业竞争政策实施部门之间的权责边界与工作接口。建立更加包容的新技术、新产业监管框架，加快智能驾驶、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关键领域的规模化产业化，通过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更好发挥医疗服务需求对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先市场牵引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