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以来，针对“全球南方”概念的讨论跨越了国际关系学的边界，不再拘泥于学术出版物的单一平台。一方面，“全球南方”在国际舆论中的提及次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那些被归入“全球南方”的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创新、气候治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抓住“全球南方”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时间变化的特点，对其加以炒作和曲解，例如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目的是加强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恣意扩大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误解、激化矛盾，削弱全球南方国家重塑全球格局的话语权和行动力。

　　近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美中国研究学会主席毕嘉宏（Ignacio Villagran）就“全球南方”一词的定义及应用、南南合作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如何为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保驾护航等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毕嘉宏认为，“全球南方”代表了探寻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携手开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坚定信念。未来，全球南方国家还需克服困难，维护好国家利益和南南合作成果，打造更加成熟的伙伴关系网络，彰显“全球南方”的新兴力量。在与各具特色的文明携手共享发展机遇、共谋人民福利方面，中国的倡议、机构与行动自始至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全球南方”概念突破地理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

　　毕嘉宏：自21世纪初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全球南方”一词展开了激烈探讨，涵盖全球地理、经济发展和外交定位等多个方面。我认为“全球南方”概念非常复杂，而且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在使用它之前，我们必须先作一番解释。首先，“全球南方”中的“南方”似乎在谈及一个地理区域，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西方”这个词并非用于划分地理位置，而是代表一些国家共享的历史、地缘政治和文化特征，“全球南方”表示由众多发展类型各异的国家共同实现一种可能性的构想，那就是挑战以服务北美、西欧和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机构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南方”包括许多以前被划入“第三世界”的国家，甚至包括20世纪5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诸多参与者。我认为，“全球南方”一词有可能撼动了西方国家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而施加的世界体系，鼓励人们在尊重每个国家主权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消除以强迫方式进行的谈判，并采取更灵活的对话方法达成共识，最终在众多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南南合作。

　　以更灵活的方式推进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相互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方面面临哪些挑战？

　　毕嘉宏：全球南方国家在彼此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互学互鉴的全球伙伴关系方面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外交目标和国家利益各不相同，国际议程差异较大。其次，国家内部矛盾、争端或不稳定因素限制了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行动和计划。例如，墨西哥和印度都是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墨西哥是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秉持国家主权原则，反对强权政治。然而，墨西哥的经济与美国深度交织，其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进入北美市场的特权，因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墨西哥在国际舞台上所做的选择。印度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有着非常明确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加入金砖国家之后。但是，印度同时也保持着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和在印太地区的联合行动。这清楚地表明，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分别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南南合作面临了一定的挑战，其中包括国家层面政府政治联盟的转变，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政治团体更积极地让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契合，以获得经济合作、安全保障或国际影响力等好处。这种情况势必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际合作，还可能引发牺牲国家自主权或者在某些问题上失去独立性等危机。不过，全球南方国家在构建全球性伙伴关系方面存在更多的机遇和共识，一个积极的迹象就是全球南方国家多个国际协会和机构之间一直在加强合作，凝聚发展合力，通过相互协作的方式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在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毕嘉宏：这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壮大和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新倡议、新机构如何服务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利益，以及如何为二战后出现的国际组织提供替代方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为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现代化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为其伙伴国家提供投资和技术支持，稳步推进交通运输和能源生产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让绿色环保技术满足于伙伴国家的人民普遍利益，同时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改善。但是，最近几年，某些南方国家对此存在疑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和官员的部分言论影响了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和中国加深合作的看法。他们出于财政限制或对美国制裁的恐惧，未来可能会调整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另外，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动态也是其改变与中国合作的潜在因素。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的决心和能力，以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值得借鉴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面对全球局势的不断调整，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应当加强沟通，为南南合作寻找新突破、注入新动能，解决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性问题。

　　中国倡议推动合作走深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在塑造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中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毕嘉宏：在我看来，虽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搭建文化联系很重要，但是与他们建立历史和经济联系更为重要。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追随者，我十分清楚文化理解在促进国际对话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才是推动国与国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外交历史记录中的许多经济合作事例都展现出了厚德和善意，在这些事例中没有施压和胁迫，更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少在海外开展军事行动。另外，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全力援助非洲，极大地推动了非洲国家的发展和振兴。新千年伊始，中国的银行机构已经成为全球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所坚持的根本准则。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长足进步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维持良好关系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和不干涉内政的历史，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外交模式。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同中国建交、复交，不断开展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毕嘉宏：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在改善国际机构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所做的努力。例如，2021年，习近平主席从全人类共同福祉与中国的实践出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该倡议强调了一系列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例如将发展重心从以市场为导向、以私营公司利润最大化为基础转变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整体方法。这一方针不仅考虑到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还不断协调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另外，在缩小数字鸿沟、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潜力方面，各国还需要不断探索。全球发展倡议特别提及弥合南北发展差距的重要性。这也是全球发展倡议备受全球南方国家欢迎的原因之一，吸引着诸多全球南方国家踊跃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共同参与该倡议的推进工作，并在相关领域加强合作，分享经验和资源，促进更加公平的全球发展。与此同时，学术和文化交流也是推动中国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走深走实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十年来，中国的大学和智库与“全球南方”的相关机构多次开展友好访问，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相互信任，为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远来看，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学术和文化交流不仅能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还有利于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