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定然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涌现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华夏出版社于2023年5月出版的《柏拉图全集》（Platonis Opera），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古今中西的相逢

　　对于历经西方现代思想洗礼，因而对更古老的文本心生好奇、翘首以盼的读者和学友们而言，这套《柏拉图全集》显得姗姗来迟，毕竟西方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成规模传播与内化已逾百年。但对于意识到“古今中西之争”无可回避，意识到现代性问题已然要求学问回味古典智慧的读者和学友们而言，这套《柏拉图全集》又显得恰逢其时，毕竟“我们的”古典学学术基建仅发轫二十年有余。

　　在前现代时期，古希腊知识进入我国有几个重要的节点，其中以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新教传教士最具代表性。前者将古希腊罗马学说与最新科学进展相融，化用古希腊传统；后者则尊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已然怀有对抗中国人的文明优势意识之意。应当留意，在“入华称祖”的同时，彼时的欧洲自身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古希腊已经由“思想权威”降为“学术源头”，但在直面中国这一东方文明的高峰时，“今天的西方”再次追溯至“古代的西方”，并重新升华其为知识系统的核心。

　　作为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章，中国与古希腊的相遇从一开始即存在着有趣的错位与误会。对待古希腊思想的核心，中国学者对柏拉图的阐释、理解乃至翻译，也同样经历着有趣的探索与反复。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过程，伴随着刻不容缓的救亡图存，作为悬壶济世的一剂“药方”，希腊知识被灵活运用于应对清末危局，与近代各思潮的兴起交织缠绕，彼时的学人身陷其中，大抵难能求得片刻静观与沉思。幸运的是，即便世运并不太平，中国学者翻译柏拉图对话的工作却从未中断。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诸般名家名译为汉译柏拉图对话奠定了可贵的基础。及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全面进入我国乃至形成思潮，“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逐渐成为中国学人心底的雄心壮志，这般志向也同样体现在汉译的工作中。进入新世纪后，受反思现代性的自觉所驱动，“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意识现身于更多有识之士的视野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更好地认识“今天的中国”，则应厘清何谓“今天的西方”，而要厘清“今天的西方”，则必然要追究何谓“古代的西方”，重新回到西方古典。

　　“既美且好”并“译事艰难”

　　在出版说明中，主编刘小枫教授清晰地讲述了这套汉译《柏拉图全集》依据的底本、采用的方法、遵循的原则。华夏出版社的《柏拉图全集》依托伯内特（Ioannes Burnet）的希腊文校勘本并参照西方古典语文学家的笺注本和权威英译本迻译。参与翻译的所有译者均接受过古希腊语文学训练，其中多数译者曾就所译篇目进行过博士论文层次的研究，这让《柏拉图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成为汉语学界首套“基于研究的全译本”。翻译所遵循的原则有二，一是尽可能贴近希腊语原文，二是注重传达柏拉图作品的文学色彩和对话的口语特色。尽管主编对本《全集》的定位是“面向普通文史爱好者”，但从最终书稿所呈现出的质量看，无论是第一卷中短篇作品，抑或后两卷长篇对话《理想国》和《法义》，都显示出了译者紧贴古希腊语原文的不懈努力，展现出了扎实的研究基础，成文定稿符合学术规范和标准，基本能够满足学术参考的需求。在充分吸纳西方学界柏拉图学者笺注成果的基础上，不少篇目在追求准确、还原古希腊语原文方面，已然不逊色甚至优于以英译为代表的现代西文译本。在踏实的治学精神与严谨的为学态度之外，还应该看到，这套《全集》也展现了方法层面的突破，是“注经式译法”在汉译柏拉图方面的一个较大规模尝试。尤其在《全集》专门删除大量汉译笺注、仅保留简要注释的做法中，颇有几分近似四川名菜“开水白菜”的返璞归真感——看似清汤寡水、油星全无，实则功夫精深、工序繁复。

　　译事艰难，难在即便倾尽全力，也不免留下遗憾、不尽如人意。这里的遗憾既来自时代的限度，更来自译者的限度。在时代的限度上看，即便我辈学人得以幸运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即便前人无所保留地前赴后继，但面对精奥幽微的柏拉图作品，必须承认我们仍然处于柏拉图研究的初级阶段。对待柏拉图对话，翻译既是真正研究的前提与开始，同时也是研究的结果，这并非效仿柏拉图笔下的智术师故作高深地摆弄语义和逻辑，而是诚实面对柏拉图对话的基本态度。在对柏拉图思想的整体理解缺乏提升的条件下，柏拉图作品的汉译自然难以进步；而在柏拉图作品汉译质量没有提升的前提下，自也谈不上继续加深对柏拉图思想的整体理解。与之相似的还有柏拉图作品本身的特性：若无法真正理解一部柏拉图的作品，便无法正确理解全部的柏拉图作品；若无法真正理解全部的柏拉图作品，便无法正确理解一部柏拉图作品。这一对对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关系，在给阅读、理解、翻译柏拉图带来无穷魅力的同时，也造就了难以突破的困难。《全集》采用的“注经式译法”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种困难，试图以更丰富的笺注达成对每一部对话更整全的理解，从而实现更好的汉译，但在对柏拉图的整体理解远不完满的当下，汉译所能取得的进步相当有限。

　　在译者的限度上看，存在的问题同样既矛盾又有趣。《全集》的一大亮点是“基于研究的翻译”，多数译者自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经开始从事所译篇目的翻译。对二十六位译者的年龄分布稍加探究可知，他们的年龄层贯穿“50后”至“80后”，其所开始从事翻译的年龄自是各不相同，但大体而言，“80后”译者们在攻读博士期间，约摸不过二三十岁。这些相对年轻的博士们，或许会有更充分的古典语言学习机会，从而掌握更扎实的古希腊语；或许也经历了更规范的学术训练，从而在学术标准方面更能与主流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甚至精神头也更足、更能熬夜，但面对柏拉图的作品，他们终究是年岁太轻、才学尚浅。尽管主编在出版说明中有所提及，《全集》的编辑工作自2016年启动，历时七年有余，事实上，启动时间仍要早得多。在后来收入《全集》的《法义》单行本（《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里，主编曾经写过一篇前言，其中提到《法义》可以用于标明“17年前开始的基于笺注的柏拉图全集翻译计划基本告竣”，这篇前言写作的时间是2019年。可想而知，即便在《全集》出版时已入不惑之年的译者，在开始他的翻译时又是多么年轻。偏偏柏拉图作品以对话为主，讲究的是在不同的戏剧场景下、不同的角色演绎中，在言辞与行动的双重意义里，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或未能生发出的苏格拉底式政治哲学，并非体系化的、说理式的文字。这便对首先是读者的译者，在玄之又玄的生命感觉方面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而这一份感觉，恰好不是通过勤奋能够弥补、通过努力能够克服，亦非揠苗助长能够得来的，无论天资几何，终是需要靠人世、靠岁月积淀而得。更好的汉译柏拉图作品，终究不能止于言辞，而是要在行动中显现，恰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式哲人，在他的生活中成就他的哲学。

　　在柏拉图笔下的一幕幕对话中，在《柏拉图全集》的译者与柏拉图的对话中，在《柏拉图全集》的读者与译者共同与西方古典思想的对话中，惟愿我们所有人，终能像柏拉图一样理解柏拉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中海文明与古希腊哲学起源研究”（23&ZD2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