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复苏。世界银行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今年1月份的4.1%下调到4月份的3.2%，后又下调到6月份的2.9%。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看似是各种风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疫情、地缘政治冲突、金融不稳定上升、供给持续紧张以及滞胀出现、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等，但其透射出的是一场全球经济治理危机。世界经济下行从根本上是全球竞合博弈失序、经济治理失衡、宏观政策失调所致。

　　阵营对抗动摇良性发展格局

　　美国为维护“一超独霸”的大国地位，将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视为系统性挑战，煽动经济脱钩与阵营对抗，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转。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对多国发起贸易战，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对华加征关税并实施科技打压。这不仅引发逆全球化而抑制世界经济增长，而且伤害美国工商界与消费者利益，埋下通胀前因。世界银行、IMF多次提及贸易战对全球增长的危害，预测2025年全球因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损失将高达10万亿美元。

　　拜登政府把中国升级为系统性对手和最严峻长期挑战，联合盟友并裹挟地区国家围堵中国，通过编制印太经济框架、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等，构筑经贸、科技领域的排华性“小院高墙”，妄图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去中国化”，由此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与阻滞，引发世界经济版图割裂和国际经济格局动荡。

　　美国及其盟友还借助乌克兰危机大搞单边制裁，使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抬升了粮食与能源价格，加速全球滞胀时代的到来。

　　单极治理难以满足时代要求

　　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为维护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名义的七国治理霸权，无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诉求，妄图利用技术封锁、经济制裁、商品禁运等手段，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崛起，阻碍全球经济多元共治格局形成。G7峰会本是经济发展与合作平台，却演变为制造铁幕、热衷脱钩的富国俱乐部，其连同北约、AUKUS美英澳联盟、“四方安全对话”等新旧冷战组织，通过经济平台政治化、军事平台经济化，强化美国等少数国家主导的单极治理格局，专注于“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全球增长共同利益。

　　G7主导的单极化治理体系暴露出公平性、代表性不足的弊端，难以满足当前国际社会在疫情防控、供应链合作、数字规则制定、极端气候应对等议题上开展多元合作、协同治理的要求。在单极治理格局下，多边主义遭受破坏，疫情溯源防控被意识形态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转受阻，低收入国家遭遇财政约束和财务困境，拖累全球复苏。

　　美国及北约主导的安全治理框架失衡引发了乌克兰危机及单边制裁造成多国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供应瓶颈加剧，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被削弱。美国滥用金融制裁，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了新旧金融秩序碰撞、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的冲击和扰动，不仅动摇了美元霸权地位，而且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和全球复苏的不确定性。

　　自我主义货币政策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发达国家大搞“自我主义”“以邻为壑”货币金融政策，加之其热衷制造对抗和分裂，弱化了G20的政策协调能力，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宏观政策“各自为战”态势。美国联合盟友借助货币霸权滥用金融制裁，放大了疫情、地缘政治冲突、气候等因素对世界经济负面冲击。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内治理失序、对外利用货币优势地位转嫁危机，使得美国衰退风险大幅上升，也对全球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美国金融政策收紧及美元汇率升值，特别是美联储持续的陡峭加息路径导致美国长期利率快速攀升，加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压力，部分国家面临持续性经常账户赤字、本币汇率高估与外债高企的困境。这将抑制全球产出和支出并推高通胀，导致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

　　合力推进世界经济复苏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虚弱低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摒弃对抗思维、寻求合作共赢，形成全球经济治理和宏观政策沟通新机制，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更好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充分发挥G20及金砖国家合作功能，引领全球治理“向善之变”。

　　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引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梗阻”，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急转弯”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面对多重挑战，G7集团无法担负起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功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推动G20机制化、常态化，使之成为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利益、加强贸易协商引领WTO体系改革的平台。中国应通过G20更广泛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为G20重要价值方向。

　　应对美国“同盟+规则”带来的挑战，“金砖”五国可通过“金砖+”机制建设高质量伙伴关系，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打造经济全球化新势力和增长新引擎。当务之急是金砖国家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发挥其资源禀赋、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协同效应，提升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第二，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推进世界经济复苏。

　　充分利用IMF、世界银行、G20等平台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政策，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化解全球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受阻或断裂风险。借助金砖平台，引导发展中国家开展宏观政策协调和金融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治理共识，督促发达经济体审慎使用货币政策，减少负面效应外溢，缓解石油和粮食价格剧烈上升态势。

　　第三，中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中国应加快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和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基于规则、开放公平、透明可预测、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主导地位，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护知识产权。

　　积极主导或参与国际合作新机制构建。完善金砖合作机制，推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议题和2030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在数字经济、供应链合作、脱碳与气候应对等议题上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

　　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重要平台。通过物资援助、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派遣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海外志愿者项目等，为低收入国家应对挑战、谋求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