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认为，自从鲍姆加登提出了“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美学这个学科就“呱呱落地了”。这种说法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只有命名并不足以形成一个学科。在18世纪的欧洲，先后出现了“诗性思维”“审美无功利”“内在感官”“趣味”“天才”“美的艺术”“崇高”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为美学这个学科的确立作了准备，并由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作出综合，才形成一个现代美学的体系。这一争论并不妨碍美学史家得出一个结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在18世纪末才诞生，在19世纪得到了发展，并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
从“美学在中国”向“中国美学”的发展
美学这个学科最早是由一批留日学者引入中国的。关于谁最早用“美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aesthetics这个词，学界存在不同的说法。最早可能是由德国来华传教士花子安（Ernst Faber）采用，有研究者还找到了这种译法此后传到日本的证据链。然而，“美学”这种译法得到普遍接受并固定下来，可能仍要归功于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翻译法国人维隆（Eugène Véron）的著作L'Esthétique，并将其题目译为“美学”。
将“美学”一词引入中国，可能是借由康有为对日本的学科目录的翻译而再次传入中国，但对这个学科丰富内容较为深入的介绍，应该归功于王国维等人。这个学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得益于20世纪初一些留日和留欧学生的引进，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美学学科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得以传播。
因此，要理解这个学科的形成和在中国的确立，需要厘清两个关键点。
第一是关于这个学科的古代形态与现代形态。美学这个学科是18世纪，经过鲍姆加登以及和他相近或同时代的维柯、夏夫茨伯里、哈奇生、博克、休谟、狄德罗、巴托等众多人的持续努力，并通过康德的综合形成的。此后，经由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创新性发展得以成熟。但是，一部西方美学史，并非从18世纪开始，而一般都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写起。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美学思想不断丰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朱光潜在他晚年的著作《美学拾穗集》中，曾对“美学思想”和“美学”作了区分，认为在18世纪以前存在的只是“美学思想”，“美学”在18世纪才开始建构，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先是在德国，后来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发展起来。
第二是这个学科如何引入中国，以及在中国的发展。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有系统地介绍美学学科，并运用“美学”的一些观点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整理中国人关于文艺的思想，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成果。
当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书出版时，朱自清曾为该书写序，说此前的美学书像外国人穿中国服装，说话生硬，而只有到了朱光潜的这本书，才用词如行云流水，自在自然。由此可见，中国美学在最初有着输入性的特点，朱光潜对美学的输入和中国化起过重要作用。
中国美学家特别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美学大讨论”出现在“双百”方针发布之后，是学术上进行“百家争鸣”的试验田，具有潜在的偏离苏联体系、走自己的美学研究之路的意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美学上才出现了“四大派”的争论。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进入了新的建设时期，逐渐体系化、学科化。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新一轮的翻译西方美学的热潮，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也兴盛起来。
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形成
正如一部西方美学史要从古希腊写起一样，一部中国美学史一般也从先秦时期写起。一些对后来中国美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比”“兴”“和”“言志”在此时出现。然而，美学成为一个成体系的学科，并进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目录，还是20世纪的事。美学这个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还被人们视为一种来自西方的学问。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态度，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学界致力于对传统进行批判。当然，这并不是要对传统美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要对传统进行批判改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肯定传统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包括那些体现民生疾苦和阶级对立、表现人民反抗压迫内容的文学作品；第二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如对民歌的接受和改编，使之为革命运动服务；第三是鼓励在传统题材的作品中植入进步和革命的内容；第四是重视对传统文艺手法的接受和使用。
改革开放后，美学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以批判为主、在批判中辨别其中有价值的因素加以吸取和利用，转变为对传统美学进行全面研究，并使这种研究学科化、专业化、体系化。这时，出现了一些美学通史、断代史的研究，出版了众多的多卷本中国美学史研究著作；开始对门类艺术，如绘画、音乐、戏剧、书法、建筑美学史进行研究；对美学专题及其历史进行研究，出现了诸如美育史、生态环境美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美学范畴和概念及其历史研究，以及对审美趣味、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等广义美学的历史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为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中国美学史对人文学科建设的启示
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个学科经历了“四步走”的过程。
第一，引进学科的体系和观念。在20世纪前期，美学这个学科从总体上来说呈现出这种状态：直接从西方或者借道日本翻译和改写西方美学理论，以及从苏联和日本引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翻译时，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主体选择和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在引进的过程中，中国人对美学学科做了各种改造。例如，王国维以中国传统文体写词话，却在其中渗透了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观；朱光潜引进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却在解说时为了适合中国艺术的现实做了一些修改。再如，蔡仪在日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同时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概念融合进去。
第二，结合中国人自身的实践来消化和融合。在20世纪30—40年代，在引进外国美学时就已经对其进行了大量的修正和发展，但当时的总体要求还是以更准确地理解引进的理论为宗旨。在学习西方理论时，以学习原汁原味的西方理论为旨归，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也努力避免误读，追求更准确的理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时，也强调读原著，理解原著的精神。
第三，反思自身的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资源。1956年开始，大致到1964年为止的“美学大讨论”，是在“双百”方针的氛围中进行的。在当时讨论的诸多问题中，有两个核心议题，即“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在讨论“美的本质”时，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等资源出发，建立现代美学的理论框架。在讨论“形象思维”时，主要围绕“形象”能否达到认识，以及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来讨论。这是一个努力进行理论建构的时期，各种体系蓬勃生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理论讨论重新启动，传统美学资源进入理论建构视野中。许多中国美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范畴史及各种专题讨论兴起，增强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厚度。
第四，建立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这种种理论的积累促使中国美学进入一个新的理论建构时期。引入西方理论，重视传统中国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展现的是一种结合当代现实打通中西马的努力。
中国现代美学的这一发展过程，在众多人文学科中具有共通性。无论是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有类似的情况。先引进模式，学习方法，形成初步成果，再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进，最终形成既是中国的同时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成果。
建立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人文学科极其重要。人文学科富有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性，渗透着民族和文化的传统，也与民族的当代生活联系在一起。
当然，学术也需要交流。人文学科的国际交流，可以使研究者相互启发，但这种启发，不能照搬照抄，不能相互取代。
新时代美学的建设
中国美学经历了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为这个学科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时代对美学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是一个中国美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一方面，美学研究的各种分支出现，例如，生态与环境美学、城市与乡村美学、关于美育的理论等。另一方面，一些新的美学流派也在不断涌现，例如，生命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人生美学，以及在实践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践生存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等等。当然，美学研究的繁荣绝非只是表现为出现了种种新的派别，美学学术的发展还是要依靠深入的理论研究，对中西理论资源的占有和运用，以及对现实需要的应对。
近年来，关于艺术的美学研究也出现种种新的趋向。先锋艺术和通俗大众艺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这些新的动向激发了美学界的新思考，推动着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为理论建构准备了条件。
结语
作为结语，我想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独特性，与中国社会的独特形态联系在一起。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建设，也是植根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与民族的审美习惯相关，并建筑在民族生活的基础之上。
第二，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是相互影响的。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过程，就说明了这种相互影响。发展中国美学，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吸取各种美学理论的资源。
第三，中国美学的发展，也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学发展作出贡献，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发展美学的理论资源。
第四，没有共同的美学，但却有共同的美学的发展。在和而不同、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中，美学这个学科可以获得共同的发展和进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