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用百年时间带来了华夏的腾跃和发展，首次使“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成为可能——尽管这伴随着极为艰苦的奋斗，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百多年来的核心困惑

　　“欧洲中心论”批判，可以被视为非西方世界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表现，它反映了东方国家试图反思和平视西方价值的夙愿和情结。英国人华特生（Peter Watson）曾广泛求教于研究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世界等文化、历史的专家。使他震惊的是，他们竟众口一词，都认为这些非西方文化在20世纪并没有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科学与艺术，都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东方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和思想形态。近年兴起的黑格尔主义批判，显然与黑格尔是最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有关。可是，连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欧洲近代化变革，给人类带来的财富超过前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形态所能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样才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脱亚入欧”，而中国人又为什么一定要“向西方寻求真理”。

　　马克垚先生也系统叙述了国际史学界曾做过的如何构建“真正世界史”框架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逐一落空。他发现，不尽符合事实的“欧洲中心论”之所以能构建“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历史学者用近代主义的“进步”眼光对自身历史进行了倒叙和夸张式的“补述”，所以这一问题并不难于解决。真正难于解决的，乃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政治社会方面则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代表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因而也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系列”。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意味着，我们以往对盲目追随“欧洲中心论”的不满和对急迫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担心，均已在今天才有的新世界格局面前逐渐冰释，且步入了平静和日常。

　　“大历史观”下的自我总结

　　“七一”重要讲话，是一个百年大党和9500多万中共党员对过往历史困惑给出的答卷。这份答卷，远则对标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伟大文明史，近则跨越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屈辱史，今则标志于一个创巨痛深的大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并且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接近于这一目标。然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根源于鸦片战争，即从此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此凝成的痛苦记忆，凸显了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倏忽间跌入谷底后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和非同寻常的雪耻意志，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七一”重要讲话中频频出现的“以史为鉴”，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眼中的“大历史观”，而非一时之得失和一代之兴衰。于是，“七一”重要讲话不但溯及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光荣历史，还从国家蒙辱后中华民族的整体抗争史入手，追怀和铭记了那些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人和事。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追忆者不菲今，不薄古，无异己之见，无一党之私。其中，对“近代以来”“所有仁人志士”的缅怀，让人想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已有之的“大历史观”手笔——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对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人物的一一道出，则不啻向全体中国人民交代了这个国家之所以会“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整部奋斗经纬。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所作的“庄严宣告”，即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关键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一神州最强音，还昭示了中西文明间的时代“错简”和百多年来我不如人又不甘不如人的精神自卑，至此已发生了质的改变。

■10月14日下午，文学、历史学论坛第一场研讨。 于世华/供图

　　“新世界观”下的未来展望

　　“以史为鉴”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开创未来”。这意味着，与以往不同，一个形成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轮廓清晰、棱角分明的“新世界观”，即将或已经步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且还将开启引领人类未来的征程。“七一”重要讲话中，言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者，共九处。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形成于中西文明的优长融合和优势互补。微观上，它需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宏观上则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七一”重要讲话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笔者以为在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合璧，尤其是中西文明的合璧。在特质上，它往往呈现为海纳百川又不失个性的“第三种文明”；而在形态上，则多展开于求同尊异、一体圆融的“新文明体系”中。这是一个能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复合型文明形态。它体现为熔铸古今中西文明优长的观念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它呼唤着全球“新文明体系”的适时创建和普及。而“新文明体系”中，应既包含中国的发展论原理，又兼容了西方的现代化价值；既能克服自文化中的惰性因素，亦堪抵制异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它不须追问纯然的自我，因为自我与外来已无法拆分；也无须苛察体用的畛域，因为体和用已融为一体。如果说，“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理念，那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便是它的实践。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七一”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尊重彼此和全球视野，都极大地凸显了“博采各国文明之长”的优势互补意义。在这个意义面前，任何褊狭的认识，都不是客观的，更不是历史的。

　　这意味着，建立全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不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的问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摆在学界面前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也足以让西方惊诧了，可我们的说法和理论却从来没有跟上，更谈不上什么引领了。马来西亚总统经济顾问沈联涛曾感慨说，擅长于发展的东亚国家却不擅长于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到1998年为止，得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只有印度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因此，虽然所谓经济出现奇迹的国家大多数在东亚这个地区，可是还没有一个东亚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东亚的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使本国摆脱了贫困。如果我们能把现实已经发生的、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事实，用学术理性疏解并理性地传播开来，上述“三大体系”也就庶几形成了。可是，这个工作，往往需要学者认认真真地沉下来去苦思深虑，需要极其扎实的基础研究甚至是经院式的思考做前提。它需要假以时日，也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