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来梵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宪法学基础理论、人权法、国家组织法、香港基本法、法学方法论、比较法等领域的研究；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中国规范宪法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近代以降，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在中国的确立，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一些概念的输入甚至是伴随着经由同样处于西方文化继受国地位上的日本而得以实现的“语言学事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自由权利概念的移植史所揭示的那样：在其过程中，中国不是作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借鉴西方的，而是拥有一定的主体性立场，即使在对日本的“二次继受”或曰“转继受”的过程中，也折射出中国自主性立场的内在倾向。

　　以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在“自由”这一概念输入过程中的实践贡献及思想倾向为个案，可以透析这一法政基础性概念在近代中国移植过程中中国式自主性立场的具体内容与意义。之所以选择严复作为切入点，乃由于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位代表性学者，其“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尤其在自由概念于近代中国的输入过程中作出了苦心孤诣的努力，并留下了独辟蹊径的足迹。有学者认为，他“首次把西语‘自由’观念引入中国、开创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理念”。

　　从中日两国自由概念移植交流史的视角来看，严复不是第一个将Liberty 译为“自由”的东方学者；甚至可以断言，这个译词也并非始于中国人的迻译。根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教授的考察，“自由”一词是中国人所承认的众多来自于日制新词的现代汉语词汇之一。的确，严复在译介“自由”之际，已时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而“自由”一词作为一个新的重要词汇进入东亚的移植交流史，在此之前业已完成。

　　在中国，最初将英语中的 Freedom 译为“自由”的，可追溯到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编的《英华字典》的再版本（1847—1848年），而早在1822年，Liberty 也已被该字典的原版译为“自主之理”了。根据研究，《英华字典》曾对日本文久二年（1862）刊行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产生了影响，后者即采用了“自由”这一译语。

　　严复对“自由”概念的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是一种“诠释学循环”：他一方面通过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种种思想资源来理解与迻译西方思想文献中的Liberty、Freedom；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个过程形成了自己有关自由的观念与思想，再以这种观念与思想进一步去诠释和反思西方的Liberty、Freedom概念……如此循环往复，煞费苦心地促进了中西文化元素的对接与会通，念兹在兹地回应了中国本身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既反映了译事之不易与作为译者的严复之认真，实际上也揭示了这种“诠释学循环”在严复精神世界中不断运行的内情。

　　对同一个概念的多种译法乃至不同译语的更迭或并用，也在一定侧面揭秘了这一点。严复至少采用了“自由”和“自繇”这两个不同的译语来迻译Liberty这个概念的，甚至同时将上述两种译法并用在他对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今又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的译介之中。

　　其实，早在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等文中，严复就使用了“自由”一语；在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译著中，他仍然采用“自由”一词。在对穆勒《论自由》的翻译中，严复偶尔也将Liberty译为“自由”。他借鉴柳宗元的诗句“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作为情境，指出“所谓自由，正此意也”。此外，他还援引庄子的学说，认为自由“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这显示严复力图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找到能够与西方近代自由观念对接的要素。在他看来，西方近代所说的这种“自由”，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本来就有，为此认为“今日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尽管庄子所说的自由，作为一种基于万物等齐的绝对自由，其实是取消了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西方近代的“自由”概念的含义径庭有别。

　　但严复对“自由”一语的态度是矛盾的。在译介斯密的《原富》时，严复就已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意识到：“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据考，“自由”一语原可见诸中国古籍，如《后汉书》中，即有“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安思阎皇后纪》）、“纵舍自由”（《乐恢传》）等句，但是均有“任意”等负面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日本，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也曾意识到将 Liberty翻译为“自由”一词不甚妥切，为此用过“自主”等译词，但最终还是采用了在当时日本民间已成为日常用语的“自由”一语。

　　然而，严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接受了“自由”一语。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他发现此语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下也含有一定的正面意涵。譬如，传统中国佛教的禅宗经典中，即有“自由自在”这样的观念（如《五灯会元》）；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对“自由”一词偏向中性甚至褒义的用法，如白居易的“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苦热诗》）、柳宗元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等诗句。在这一方面，严复与日本的福泽谕吉等思想家不同。后者仅仅意识到“自由”一语作为译词的“先天缺陷”，但没有发掘出其在传统东方文化语境下所已具有的那种正面意涵的基盘。

　　尽管如此，作为对中西文化深有领悟的学人，严复对“自由”一词还是颇多矛盾的。在译介穆勒《论自由》时，他曾一度在译稿中拟名为《自繇释义》，待1903年出版时，则又创造性地修改为《群己权界论》。可以断言，在这里，严复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以及当时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所面临的内在课题出发，作出这样处理的。通过这样的迻译与置换，穆勒所说的Liberty的意义不仅在于确立个体（己）免受强制的自律性和自主性，还突出体现为个体（己）与集体（群）之间应有的平衡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群己权界”。

　　其实，“群己权界”一语，从宪法学的理论而言，涉及自由权利的内在界限原理。而作为穆勒《论自由》的译者，严复并非不理解这个问题。他认识到，如果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就没有什么界限了，“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所谓“絜矩之道”，主要指的就是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而之所以特地将穆勒的《论自由》迻译为《群己权界论》，同样体现了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以及对中国救亡图存时代课题的深切关怀。美国思想史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就曾经在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切中肯綮地指出：“假如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

　　严复虽然在穆勒《论自由》书名的翻译中最终以《群己权界论》替代了原拟的《自繇释义》，但在译者序、译凡例和正文中则多以“自繇”一词替代“自由”。当有人提出或可将Liberty译为“公道”之时，严复指出此说有误，并承认：“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天成，殆无以易”。　  

　　但在《群己权界论》的“译凡例”中，严复指出：“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至于之所以将Liberty译为“自繇”，严复说明到：“由、繇二字，古相通假”，“视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换言之，依据西语的通常用法，自由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又非玄虚的用语，而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为此采用“自繇”这一译语，以略表示其与“自由”之间的微妙区别。严复之所以采“自繇”一词迻译Liberty，还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此语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由”一词的更替和超越。

　　在对自由概念的迻译和诠释中，严复展现了其深厚的、会通中西的思想功底。与许多论者一样，他也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论”来理解中西文化，但反对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论，而主张“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并机敏地指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而英国等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洞见之深刻，即非同时代一般的启蒙学者所可比肩。当今中国学者郭道晖教授就指出：“严复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思想境界，不但为他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而且直攀现代宪制理念的高峰。”

　　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还认识到了消极自由的意义。他批评有一种“仁爱国家”，“以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其于民也，若襁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已之志虑”。置身于国家主义喷薄而出的时代，严复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难得的。

　　论及严复晚年的思想倾向，许多研究者均持负面评价。周振甫甚至主张，晚年的严复已从1895年的“全盘西化者”逐步地、稳定地退化为“反动的传统主义者”。但上述这类观点在学术界颇有争议。史华慈就认为严复晚年确实具有保守的政治偏向，但这一点从其早期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即辛亥革命之后，严复是有一种“背离西方退回到传统”的倾向，但“绝不是急转弯式的”思想转向。史华慈所言不虚。置身于急剧变动的时代，许多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变动不居。从自由权利概念的比较移植史来看，日本加藤弘之的思想历程就是如此。

　　诚然，晚年的严复对于平等自由理念的态度趋于保守，认为“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但严复的这层思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植于救亡图存的时代意识。他早期就已认识到在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倡言自由可，但“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晚年更是主张“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甚至明确提出了“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的论断。在当时民族生存危机十分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严复的这种国权优位主义的主张，应该说并非完全是一种谬说。值得重视的是，与日本的加藤弘之不同，尽管晚年严复的思想倾向逐渐趋于保守，但始终没有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向强权主义。究其缘由，这也是得益于他所守护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本来就重视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