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另一种现实可能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歧义的概念。它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类文明／文化史的历史哲学刻画，表征一种与古代、古典、过去等概念相区别的现代“新”的社会文明递嬗状态或特性。它也可以表达一种社会价值判断和社会态度，代表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它还可以成为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判断而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心态或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故有所谓“现代性心态”（the mentality of modernity）之说。
近代以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连贯，更不从容，因之造成中国现代性至今仍未清晰彰显出来。这也是中国现代性方式与路径至今还难以获得国际普遍承认的主要缘由之一，尽管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中国现代性及其可能性进路
“实现全面小康”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全面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来临同时意味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和思想正在孕育成熟，亟待破壳而出。因而，探究并理解中国现代性已然迅速凸显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时代任务，更是当代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重大挑战。就此而论，厘清并确认中国现代性的真实镜像并使之进入世界现代性图景，不仅正当其时，而且于斯尤为紧迫和关键。
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实践和经验的结晶，正处于它的初生期，因而在一些方面仍未充分显现其潜能、力量和特征，有些方面甚至还比较模糊、比较脆弱。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体要素和基本特征已然初生，甚至清晰可见：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拓展、高度的国家政治自主性和国际政治和解力、快速增长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并提升的日趋完备的现代工业化制造体系、以技术改进为特点的科技创新发展、快速增长和较为完备的国民知识教育体系等。
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品格和精神特质与西方现代性有着诸多极为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别。了解和辨别这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别，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与思想上做出充分有力的“自我申言”（self-assertion）、“自我辩护”（self-argumentation）和“自我证成”（self-justification），更需要借助于一种客观真实而较为充分完备的互文性的文明与文化的比较分析，彰显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有效性、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其正当有效性。
中西现代性路径的交叉与歧出
与西方基于个人权利中心或自由资本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中国市场经济是基于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均衡、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公平自由竞争之基础上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因而主张并实践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双手合力作为。双手合力意味着：开放市场、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强调既有充分的自由竞争又有合理有序的社会合作；既鼓励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市场高效配置，又防止资本垄断和资本无限度的社会侵蚀甚或政治干预；既防止国家／政府用非市场经济方式干预市场运行，又防止资本／市场经济侵蚀或伤害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平。
与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及党派竞选方式的国家民主政治模式和对外寻求自我优先与国际扩张的国际帝国主义政治模式不同，中国现代性的政治民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现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理念，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政治理念，强调国家政治的人民自主性，因而它是实质性的和普遍彻底的人民民主政治。其二，鉴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经验，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强调并坚守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即在国家独立自主前提下奉行和平外交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高度的国家政治自主性，这种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既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葆有的独立自主与“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对内自主独立、对外“互不干预、互不侵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之国际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文明得以生成并快速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性的根本精神特性。在科技理性上，中国自启动现代化进程之初，就一直相信和奉行“向西方学习”“向先进学习”的理念，从“拿来主义”到规模不断扩大的留学运动，学习先进的初心始终不改。在这一点上，与其说中西两种现代性的重叠面在不断扩大，差别在日益缩小，毋宁说科技理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性最可公度的基础层面。
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内核。文明可能也可以趋同，但文化却不能也不应趋同，因为文化总是且首先是民族的、“地方性的”甚至是“谱系化的”的“意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和价值信仰体系。作为中国现代性之文化预制和文化前提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主导、儒释道三教合流、包容各种无害性异质型外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型、和合型柔性文化。文化的现代性差别和冲突是迄今为止中西现代性比较研究中最为复杂待解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最后也最难的课题。唯有解决这一课题，中西现代性的终极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才有可能。
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因之，任何人或国家或集团都无权垄断“现代性”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相反，每一个文明国家或文明区域都有权根据自身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来充实或者修正“现代性”概念的内涵意义、理解方式和阐释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最适合也最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这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和深刻洞见，也是我们对建构人类社会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新型共同体的重大贡献。
从智慧民主看现代化
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赵汀阳先生以“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为题切入会议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智慧民主的思想实验与现代化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莫斌对赵先生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一文从“箕子民主”思想中发掘中国传统中的智慧民主基因，民主制度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保证合理而智慧的公共选择。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还有另一个实践，即“治道合一”。那么，能否请您谈一谈“治道合一”的现代转型以及您对这个转型过程的评价？
赵汀阳：“治道合一”只是中文的表述，但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它是政治的一个普遍问题，几乎所有的文明都要处理这个关于政治最优化的问题。在伦理学里，这个问题大概相当于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在政治学里，大概相当于政治的合法性；在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意义上，可以引出更有深度的问题，即“人为秩序”和“自然秩序”的一致性，或“人道”与“天道”的一致性；当代博弈论倾向于证明政治有效性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致关系，即“有道之治”同时也就是最优效率的治理。
我对“现代转型”这种会议式的空话不感兴趣。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事，有现代条件就做现代条件下最好的事情，这是个技术性的条件匹配问题，类似于解数学题，只能在给定的“已知条件”下去寻找解法。我的意思是，“治道合一”是个普遍问题，但在给定条件下存在着相应的最优解法。孔子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一种政治的效果达到“近者悦，远者来”，就证明了政治的合理性或最优化。所以，这不是一个中国的特殊问题，孔子答案与当代博弈论的分析是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着上面的问题，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如何构筑起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生命力？如何在文明层面上塑造出天下体系？
赵汀阳：这里你提到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精神世界为本，这是特殊问题，各地不同。多数文明以宗教为本，中国以历史为本，这是比较与众不同的，犹太文明是以历史和宗教合成一体化的律法为本，这更加与众不同。至于以历史为本的思维方式，因为它具有不设限的灵活性，一种“不完美主义”，不求绝对性，不求绝对完美性，永远有变化发展的余地，才有最大的生存能力。这是易经和老子的思想。
至于天下体系，那是另一个问题。天下体系是关于普遍秩序的设想，它指的不是中国古代的“天下”，所以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的普遍问题。我的初步研究是，天下体系需要达到三个标准：世界内部化；关系理性的优先性；孔子改善的优先性。这三个原则都能够满足博弈论和经济学的可证明或可实证的标准。在最近的研究里，我倾向于相信，天下体系还需要一个知识论的制度，即“新百科全书”的全域概念、以问题为准的分类学和无穷链接方法，与当今的技术条件相配。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在新的历史经验中阐释“现代性与现代化”这一对语词？
赵汀阳：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与欧洲现代思想有关的文化概念，也是世界史学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说来话长，这里无法讨论。“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用来描述技术水平的概念，即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和落实水平。所有地方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都需要完成现代化，在生产、生活、能源、管理、交通、信息、知识等方面达到现代科技的最大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普遍问题，是技术上可衡量的成就；现代性却是一个特殊问题，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或价值观问题。有时候也会有用法上的混乱，比如说，把现代价值观也纳入现代化的概念。这是思维混乱，因为价值观不存在技术证明。严格地说，现代价值观属于现代性，不属于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化除了器物层面的现代化，重点是观念的现代化、人的思想的现代化。智慧民主的方案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建设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赵汀阳：什么是观念的现代化？什么是思想的现代化？这些概念含义不清，很抱歉，也就无法回答了。但有一点，我讨论的“智慧民主”不属于现代化，也不属于后现代，而属于新一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如果一定给个时代，估计属于以“元宇宙”（Metaverse）为标志的时代。
国际交流加深理解与支持
中国的伙伴和朋友们，2022年，德国波恩大学应用政治研究院将与来自中国的伙伴和朋友共同举办我们开展交流与合作的10年庆典。在中国，10年庆典可能并非大事，但对我们来讲，10年是值得回顾的时光。我年龄虽然大了些，但我的发言却紧扣时代脉搏。我们对合作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不会改变。
庆典让我们可以回顾过去，铭记指导我们的初心，确保合作的延续和长久。我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充满了敬佩。你们谨慎前行，行事果断，为老百姓谋福祉，你们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这让西方国家为之惊叹。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时代中，通过这样的聚会和沟通，可以从别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也会让我们反思。有些人认为，因为我这里发生了地震，所以只有我才能感到震荡。2012年我曾说过，科技界和政界的交流对双方都非常重要。没有必要让人觉得你无所不知，因为这些问题大家都已明了。我们人类遇到的这些问题，包括平衡全球利益、气候变化、环保、能源生产、资源的可持续性保护、安全等，都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中国的表态也赢得了国际上的信任。在解决地区冲突、欧债危机等问题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展示出其未来的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正向所有支持平等互惠的国家张开双臂。
2013年，我有幸结识了你们，特别是我们有了面对面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开展了合作。只有全世界开诚布公地互动，我们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中国和德国而言，我们的财富远不是那些稀土和煤矿。我们的财富是下一代，因为他们将创造未来，国际交往将促进理解和交流。
2015年，我们彼时虽然面临很多问题——地域的跨度和政治体系的不同——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机会。我们需要良好的沟通机制，我们不仅需要足够的商品，还需要好的理念。很多领域还需要我们去努力。世界属于知识界，知识让我们学会可持续性规划以及可持续性经营。
2016年我曾说，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上空都有中国的卫星，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在中国落成。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正飞速发展，而欧洲人却还悠然自得。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发射器可以将德国卫星送入太空。这个世界正以惊人的变化在重新布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沉浸在往日的辉煌中只会浪费精力和时间。“竞争都很残酷”这样的老套想法已经过时，你死我活并不是当今时代竞争的目的。我们不应只满足现状，而是应该给自己设立未来的目标。可惜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17年，我们德国鲁尔区迎来了120多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他们在8个博物馆展示了作品，我们称这次艺术活动为“中国8”。这场活动让我们见识到来自现代中国的理念和塑造力，让世界通过艺术认识了中国。这场艺术盛宴由布洛斯特基金会赞助，荣幸的是，我也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媒体不会主动为人们启蒙，我们希望媒体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现实的世界。但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厢情愿。谁能预料到，人们现在居然在讨论“去全球化”。谁能想到，一个西方大国，会选出一个摇摆不定的政府，通过推特将来之不易的国际伙伴关系扔进庞大的垃圾桶？在国际交流中，我们无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我们应该平等对话，而不是接受居高临下的指挥。“为什么你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
2018年，当我们见面时，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中国已经提前建好了跨海大桥。看到那些照片里雄伟的建筑，德国人从内心发出惊叹，尤其中国还是提前完工的！我们同样佩服中国“一带一路”的百年大计。该倡议一方面延续了千年的交往传统，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周边邻国的领土完整。由特朗普挑起的贸易大战虽然到处铺下绊脚石，却无法阻止全球的共同发展。大西洋两岸的纽带也面临崩裂的危险，但我相信、也希望这条跨大西洋的桥梁不会坍塌，而这也激起了我们寻求出路的好奇和兴致。欧洲应该再成熟一些，一味顾及自己的利益，最终伤害的也必定是自己。如果无法认识到或无法接受“双赢才是真正的诉求”这一点，那么世界将步入险途。联盟和伙伴关系不是通过军事或经济实力建立起来的，联盟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并以可靠的行为和表现作为基础。
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讲得非常中肯：“世上本无善事，除非你亲自为之。”这句话浅显易懂，但值得深思。他应该和中国的智者孔子有很多共同语言。孔子说过：“小人无所不为，君子有所不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我要将之作为我的座右铭，铭记在心。
如何推广中华文化
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经常思考“如何推广中华文化”这个问题。如果是非西方的国家，推广中华文化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偏见。但是，西方人对中国有一些偏见，推广中华文化还是很困难的。
如何让西方人理解中华文化？如何让西方人同情中华文化？这里有三个至为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翻译的问题；第二是方法论的问题；第三是消除或减少误会的问题。
翻译上的问题有时会导致一些误会。比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选了一个词代表中华文化：“和”，和谐的“和”，并通常将其翻译为harmony。但是，西方人所理解的harmony与“和”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知道“君子和而不同”，但是西方人很难将“和”与“同”分清楚。大部分西方人会觉得“和”与“同”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们看开幕式时会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一样，中国没有多元的文化，是完全非多元化的国家。所以，“和”不应翻译成harmony，而可以翻译成diversity in harmony。这样可以让西方人知道，“和”包含尊重他者与差异，而且中国人喜欢、热爱多元。
关于方法论问题，当然开放很重要，多元也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们的宣传是中国什么都好，西方什么都不好，西方人当然不会接受。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客观的宣传，既要讨论中国哪些方面好，也要承认中国存在一些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并对不好的地方或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我们不讨论，西方的媒体会认为，中国的媒体不愿意讨论中国存在的问题。所以，自我批评的方法论才会导向好的结果。
消除误会，或者至少减少误会，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讲两个最大的误会。第一个误会是，西方人觉得，中国是“同质化的”（homogeneous）国家，而不是多元的国家。实际上，中国当然是多元的国家，北方和南方不一样，乡村和城市也不一样。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讨论这些问题，让西方人知道中国是多元的国家。这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可以说有着很重要的贡献。第二个误会是，西方人觉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有政治改革。他们认为，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是选举民主，如果没有按照选举民主的方式选拔领导，都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国家，并认为“专制国家没有价值”。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很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在逐渐恢复贤能政治，即比较复杂的选拔与提拔官员的制度。当然，我们要承认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仍是不完美的，理想与现实仍有很大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总是会有差距，但我们要不断减少这些差距。我们可以向西方展现：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会怎样影响现实。我们要慢慢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如贤能政治的方式，尤其是高层领导的选拔。我们要同他们说，让他们理解，时间长了，他们也可以做到同情。当然，我们要做得更好，努力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治制度。长此以往，我们必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