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草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从中国东北松辽平原，至欧洲多瑙河下游。草原呈连续带状延伸，经蒙古高原、哈萨克丘陵、西西伯利亚平原、东欧平原，东西绵延15000多公里，构成地球上最宽广的草原地带。考古证明，中新世时欧亚大陆已广泛存在草原景观，第四纪以后草原面积逐渐扩大，至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前已形成目前的草原类型。

　　草原民族充当文化交流推动者

　　欧亚草原是草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文明扩散和传播的起源地之一。关于古印欧人和印欧语系的起源有不同观点，例如“波罗的海—黑海起源说”“中欧—巴尔干起源说”“小亚细亚起源说”“黑海—里海起源说”等，都与古代欧亚草原民族有关。其中“黑海—里海起源说”认为青铜时代在黑海和里海北部的半游牧民创造了原始印欧语，并随着他们的马匹和轮车向欧洲和亚洲扩散，此说被称为“大草原假说”。

　　逐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共同的生活规律。他们的迁徙一方面造成自身文化的扩散，另一方面也把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成果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古印欧人不仅迁到欧洲，也迁移至中亚，南下又进入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即印度古文献中的雅利安人，他们往南驱逐古达罗毗荼人，创造吠陀文化，把雅利安—旁遮普语族的语言带到了印度。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居住在中亚草原地区，有的部落从这里向西移入伊朗高原东部，也有的向东迁徙至中国西北地区，新疆地区发现的吐火罗文化被认为与古印欧人有关。

　　安阳殷墟出土玉器达1200件以上，其中有新疆和田玉。玉石文化通过北方草原传播到西伯利亚地区，在贝加尔湖沿岸青铜时代早期格拉兹科沃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白玉环，形制与中国商代玉器完全相同。苏联考古学家吉列谢夫说：“商代的白玉西传完全证实，在塞伊玛时期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沿岸、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与中国北方之间曾有联系。”

　　古代东西方交通来往的通道还有沙漠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但在人类活动的早期，沙漠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的交通工具都不及草原民族的骏马和轮车，欧亚草原民族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早的承担者和推动者。

　　形成沟通欧亚大陆的草原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根据草原文化考古学资料指出，青铜时代末期和早期铁器时代，由于驯化马技术的成熟、气候的变化，绵羊在畜群中所占比重的加大，欧亚草原开始了游牧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倬云认为，欧亚大陆间游牧的草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的现象，其原因之一是以畜牧为生的族群人口增加，二是牧人们学会了骑马，三是草原上气候干燥，生活环境恶劣。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阶段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第三个阶段始于公元前700年左右。商周时期，中国北部和西北部都承受了来自草原游牧民族扩张的压力，与戎狄的长期战事就是例证。

　　中亚游牧民族扩散的第三次浪潮与草原气候变化有关。据竺可桢研究，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地区曾有一段寒冷时期，至春秋时逐渐变暖。严寒迫使游牧民迁移，温暖的气候适宜草原民族的生活和繁衍，草原人口畜群的增加会造成对水草的争夺，同时也会向周王朝的领地进行侵扰。当周王朝衰落不能有效抵制其进犯时，西北地区不免受其袭扰，幽王之死与平王东迁皆与此相关。

　　秦穆公时征服“西戎八国”，向西北开疆拓土，迫使活动在河西走廊的允姓之戎和部分大夏人西迁，允姓之戎即塞人。月氏西迁时，也驱赶允姓之戎和大夏人向西迁徙，“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这造成欧亚草原民族迁徙的连锁反应，居住在伊犁河流域与楚河流域的斯基泰人被迫离开西迁，斯基泰人向西挺进，又迫使黑海之滨的西米里安人西迁。在公元前2000年以来欧亚草原民族迁徙的背景下，随着斯基泰人西迁，一条沟通欧亚大陆之间的草原之路形成了。

　　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里斯提士的长诗《阿里麻斯比》对欧亚大陆间草原游牧民族活动有所记载，“阿里麻斯比”（独目人）是居住在里海与中亚草原间游牧的塞人部落。阿里麻斯比以东还居住着希帕波里亚人，即中国文献中的月氏人。往东与蒙古高原相通的大道有三道。第一道在东及巴尔喀什湖西缘时，从东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后进入伊犁河流域。从这里沿着天山北麓一直向东，直到东端的博格达山以北。从博格达山北麓向北，还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第二道，从伊犁河流域偏向东北，进至准噶尔盆地，直抵阿尔泰山西南山麓；或者从东钦察草原东进至额尔齐斯河中游，沿着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缘进至阿尔泰山。在阿尔泰山脉上，有不止一处可以越过的通道，著名的达坂（意为“山口”）有三个，即乌尔莫盖提、乌兰和达比斯。第三道从东钦察草原东缘向东，渡过额尔齐斯河抵达鄂毕河，然后沿着鄂毕河上游卡通河谷地进至蒙古草原。

　　在文明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和希腊之间的交流，就是靠中国农耕文化与西北游牧文化接触和交流，然后又通过草原游牧民族继续向西传递而实现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充当了中国丝绸和西域文明的中间商和贩运者。因此，这条由游牧民族活动形成的欧亚草原之路被称为“斯基泰贸易之路”。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西北草原民族“秃头人”“独目人”和塞人的记载。《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海外自西北陬至东北陬”之国有“一目国”。《汉书·西域传》中有塞人、塞种。匈奴强盛时，势力向西扩展，月氏人西迁，侵入塞人的居住地，导致塞族的分散。一部分南下征服罽宾等地，一部分留居故地。后来由于匈奴的逼迫，乌孙人西迁，又侵入这一地区，大月氏人则继续西迁。留下的这一部分塞人与乌孙人混合，史籍中所称的塞人，大约与西方和印度记载中所称塞西安人、萨尔马西安人、释迦人同族。周穆王西征，中国的丝绸已经传至欧亚草原上活动的斯基泰人，又通过斯基泰人传到更远的地方。俄罗斯巴泽雷克墓、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和德国斯图加特市霍杜夫村古墓中发现的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公元二三世纪的中国丝织品，勾勒出中国丝绸沿欧亚草原西运的路线。出现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希腊艺术中的人物，身着轻薄透明的衣物，被认为是中国丝绸布料。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欧亚草原传播的并不只是中国丝绸。马的驯化和以马驾车最早是中亚游牧民族的成果，鹿石文化遍布欧亚草原各地，西方的金银器很早就在欧亚草原地带扩散，欧亚草原西部的青铜文化进入中国新疆。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的西迁，蒙古人的西征，都是发生在欧亚草原的重大事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重要影响。当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时，东西方之间的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从中国新疆地区经过中国北方草原，直到朝鲜半岛、日本，考古发现的西方器物，都揭示出欧亚草原之路在东西方文明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