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每一种文明都是灿烂的，但任何民族的创造力终究有其局限。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实质就是借鉴其他文明的创造。文明间交流的便利与否，决定了文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历史上的草原丝路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研究它的历史，对增进相互了解具有重要作用。

　　文明是人类最重要的标志。世界各地的人类因环境、发展过程、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思维与文化。每一种文明都是灿烂的，但任何民族的创造力终究有其局限。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实质就是借鉴其他文明的创造。文明间交流的便利与否，决定了文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历史上的草原丝路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研究它的历史，对增进相互了解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通路与史前文明传播

　　旧大陆的地中海东岸所谓“新月地带”，是已知人类农业文明的最早发祥地。约旦河谷的杰里科遗址与土耳其的加泰土丘都发现产地遥远的文物，说明当时已存在跨文化交流。“四大文明”中心的三个，古埃及、古巴比伦和西印度河流域文明相距较近，交流较便。而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虽自然环境优越，但离其他文明中心过于遥远，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前往旧大陆的三个文明中心，需要经历更长的途程，花费更多的时间。那么，在古代东西交往中，草原民族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亚欧大陆北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之滨，由于纬度高，远离季风带，降水少，那里的古代人类顺应自然，发展了游牧经济。游牧民族因移动的生活方式，其活动范围远大于农耕民族。他们所驯化的马与驼日行数百里，使得游牧民往往较定居民有更多来自遥远文明的消息，有更强远距离交往能力。

　　欧亚草原自远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人类交往的通道。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在宁夏银川附近发现距今3万余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遗址，根据出土石制品的类型和技术特征，提出其文化源于欧洲和北非的观点。201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的通天洞旧石器遗址发现了4.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多种石器，其年代与地理位置恰处于宁夏水洞沟与俄罗斯丹尼索瓦人遗址之间，为远古人类沿欧亚草原向东迁移说提供了最新证据，被列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中外考古学者近年来对史前车辆、冶金与小麦种植东传的研究，更新了学界对草原游牧民在史前东西文化交流中作用的知识。

　　远距离的物种与知识传播

　　丝绸自古是中原向外输出的重要产品。1924年，苏联俄罗斯联邦戈尔诺·阿勒泰州的乌拉干区发现了相当于我国春秋至战国初期的斯基泰/塞种巴泽雷克古墓葬区，出土物中有不少我国中原出产的捻股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其中5号墓出土了以彩色丝线绣成的凤栖息于树、凰翔于树间纹样的丝绸。考古学家在蒙古国匈奴墓葬中发现了产自我国中原地区的铜镜、丝绸、漆器和带有中亚巴克特里亚、粟特、拔汗那、安息与希腊—地中海风格的器物。这些考古发现，是全面认识汉以前游牧民在丝绸之路中地位的重要资料。

　　丝织品最初何时传入欧洲很难确证。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希腊人已经接触到丝绸。他们了解到丝产自亚历山大所征服的领土以东之地，把出产丝绸的国度称为赛里斯，意为“丝国”。欧洲人经过几个世纪不懈探索，终于初步了解了丝绸的秘密，据东罗马史家普罗科波记载，在550年左右拜占庭通过印度商人获取了蚕种，使源于中国的丝绸业，从原料生产到纺织成品完整地在东罗马帝国生根落户。大食帝国兴起以后，蚕桑业沿北非向西传播，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传入大食控制的西班牙。1146年，意大利西西里国王利用掌握蚕桑技术的拜占庭希腊俘虏开始生产丝绸，后来蚕桑业传到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

　　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马匹对人类交通的意义不亚于今日之火车、汽车。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汉地繁衍的马匹不但数量不足，且易退化，因此长期依赖从蒙古高原输入。张骞路过大宛时，发现当地骏马与习见的蒙古马差异明显，以“汗血马”名之。“汗血马”在元、明两代称为“阿鲁骨马”或“小西马”，仍然是中亚各部进献的主要贡品。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元人了解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也产良马，称为“脱必察马”，又译为“大西马”。1342年，罗马教廷使节马黎诺里抵达上都，其国礼是一匹墨色如云两蹄白的骏马。

　　隋代裴矩记载了对外交往的“北道”，从今哈密西北行，经叶尼塞、鄂毕等“北流河”至黑海沿岸的拜占庭。唐初漠北各族首领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所辟“参天可汗道”成为草原与中原往来的主要通道。《新唐书·地理志》中著录的“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应与“参天可汗道”走向大致相同。唐代从龟兹西行，经热海、裴罗将军城至碎叶城，可达怛罗斯。大食地理学家也记载了从中亚草原前往东方的道路，有些地段可与汉文史料所记逐站对比。13世纪上半叶，连接华北与西域的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至蒙古国东部克鲁伦河谷，西行至和林，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然后沿天山北麓抵阿力麻里、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由于境域辽阔，建立驿站传讯系统成为元代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太宗窝阔台即位后，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中原与漠北间交通条件也得到空前改善。

　　蒙元及此后时代的草原丝路

　　景教为唐代对基督教叙利亚教派的称谓。唐武宗禁佛后，景教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声匿迹，但此后却在草原和西北地区广泛传播，称为聂思脱里或也里可温教。入元的基督教徒为数甚多，教堂通常称为“十字寺”。元政府专崇福司总领之，省并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72所。

　　元代兴起了一阵以远方国号、族名起名的风气。蒙古人称西夏为唐兀或河西，元太宗长子名合西歹，忽必烈脱欢军中有唐兀，木华黎五世孙名乃蛮台，太宗征高丽大将名撒里塔，意为“回回”，还有称为撒儿塔台者。钦察为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元代名钦察者甚多，如畏兀儿贵族钦察台。斡罗思是俄罗斯的蒙古语读法音译，海都诸子中有名斡罗思者，还有贾斡鲁思台。马札儿（Majar）为匈牙利人自称，汪古部驸马赵王名马札罕，释为小马札儿人；元末权臣伯颜之弟名马札儿台。阿速为高加索古国名，今亚速海得名于此。蒙哥有子名阿速歹。忻都是元代对印度的称谓，元代名忻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不少。

　　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中许多来自西域或草原地区的饭食，常是羊肉和其他配菜做成，许多肉食保持蒙古语名称，如“塔剌不花”（即土拨鼠）、“也可失剌浑”（大金头鹅）等。元代将烈酒称为“阿剌吉”，是ararki的音译，其制法是“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中国制酒起源虽早，但因元以前不知蒸馏法，酒精含量不高。“阿剌吉”制法传入后，使中国制酒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一时代在草原之路上留下足迹的旅行家很多，著名者有契丹人耶律楚材、道士丘处机、女真使节乌古孙仲端、元宪宗使臣常德、英诺森四世教皇使臣普兰诺·卡尔辟尼、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使臣鲁卜鲁克、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明成祖使臣陈诚与白阿儿忻台、帖木儿帝国的使臣盖耶速丁·纳合昔、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国王唐·亨利三世的使臣克拉维约和康熙派往伏尔加河访问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图理琛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