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与内亚草原的联系非常紧密，内蒙古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至今仍是中国重要的牧区。在中国与草原的交往中，草原丝绸之路起着文化纽带的作用，使东亚大陆南北方的农耕、游牧文明之间保持着良性互动。

　　早期草原丝路的技术与物产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的青铜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在草原则属于史前时代。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黄河流域通过华北北部、河西走廊的过渡带，开始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等地区有了接触。互动体现在青铜技术与器型的传播上，草原的青铜文化对铜和青铜技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有影响；南西伯利亚地区卡拉苏克文化（前1500—前800年）的青铜器（工具、兵器等），与蒙古高原、华北殷商王朝的青铜器相似，这与卡拉苏克文化中有着大量华北类型蒙古人种人口相印证。

　　与此同时，草原也扮演了农作物小麦和黍的传播者角色。一方面，原培育于黄河流域的黍，分别发现于欧亚草原边地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和天山东部等地；另一方面，小麦沿着草原通道也传入了中国北方。轮式车辆制造技术的传播似乎也与草原部族有关。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推论，轮式车辆发明于公元前4千纪晚期的西亚，于公元前3千纪传入高加索、兴都斯坦西北、东南欧、南俄草原。

　　在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铁器时代，在草原青铜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了早期的游牧势力，以斯基泰、萨迦与塞种为代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称霸草原。据上古史料记载，秦汉、月氏、匈奴帝国崛起前，兴安岭至西北地区等沿长城地带分布着东胡、林胡、楼烦、代、义渠以及秦的邻居西戎诸部等族群，草原腹地则生活着匈奴、乌揭等部族。

　　我们应该注意历史上以盛产黄金和黄金贸易著称的阿尔泰山与草原部族的关系。在阿尔泰各地持续的考古工作，正在揭示出中国与阿尔泰部族之间的悠久联系。举世瞩目的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国丝绸、铜镜和受到中国影响的青铜器，墓葬出土物还显示这个部落与西亚、希腊等地保持着联系。

　　汉—匈奴时代草原丝路的发展

　　公元前1千纪的尾声，是秦汉帝国与月氏、匈奴帝国兴起的开始。二者的政治关系主宰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命运，这条通道也被拓展到新高度。交替上演的战争与和平，强烈地影响着当时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西汉末年匈奴分裂，日逐王与呼韩邪单于相继归属汉朝。至东汉初年形成南、北匈奴分立的局面，南匈奴部落和陆续南迁到塞北的北匈奴部落逐渐融为北方中国人。从此，草原开始成为北方中国的组成部分，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融合趋势不断加强。

　　连接秦汉与匈奴的交通线，在先前的基础上得到拓展。秦汉的对外交往和交通体系非常发达，自都域通往北方边郡的道路和城塞、邮驿等连接着塞外的草原，并进一步通往匈奴腹地的杭爱山、萨彦—阿尔泰山、贝加尔湖。除了华北北部通往草原的通道，从河西走廊交通要地，也可以分别进入杭爱山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

　　汉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保持着政府准许的民间贸易。从《后汉书》的记载可知，即使在双方对立时期，河西地区的姑臧（今武威）因为与羌、胡的通商而号称“豪邑”“日市四合”。

　　一些考古发现揭示出了秦汉与月氏、匈奴的深层文化联系，例如著名的霍去病墓前石雕，通常认为与他在草原上目睹的墓上石人习俗有关。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发现的大量墓葬，从墓葬形制和葬俗等可归为“汉墓”体系；在杭爱山、色楞格河至贝加尔湖等匈奴腹地，陆续发现了包括大型建筑、瓦当、丝绸、钱币、漆器、铜镜等在内的汉文化遗迹遗物。匈奴所继承的传统草原工艺对秦汉也产生了影响，最明显的是青铜牌饰。

　　汉—匈奴时代开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新时代。上古时期草原还主要扮演亚欧大陆东西方技术、物产的传播媒介角色，而到了匈奴时期则变成中国文化的消费者，草原南部则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汉代以后，中国与草原的联系日益加强，中国发达的经济、文化对草原部族产生了持续的向心力，同时草原的“中国化”程度也在持续加强。

　　魏晋南北朝与唐宋时期草原丝路新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草原部族与其他非华夏民族陆续入主黄河流域。族际混血与以汉化主导的文化涵化长时段演进，导致中国北方与草原之间民族与文化同质性的加强，这些历史发展塑造了此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另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新局面是，唐初征服突厥汗国而统一了蒙古草原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频繁的交通和深层的文化交流发生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唐朝的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除传统的丝绸等布匹贸易外，作为新品种的茶叶、瓷器等也成为草原的生活消费品。在此贸易体系中，粟特商贾扮演了重要角色，佛教和十二生肖历在突厥汗国时期就传入了古老草原。

　　继突厥后兴起的回鹘汗国，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唐朝的“入四夷道”中，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两条干道与回鹘交通。回鹘与唐的茶马贸易业已开展，在交往中，回鹘吸收了唐朝的城市、宫室、官制、法律等制度。唐朝互市的对象包括回鹘、奚与契丹等草原部族。摩尼教传入了回鹘，成为其主要信仰，并随着回鹘西迁传入吐鲁番等地。该教在武则天时期也传入了长安。回鹘人在粟特商贾帮助下，借用粟特字母创立回鹘文，在吐鲁番和敦煌曾留下大批写本，以后这种文字又为蒙古人所使用。唐人与回鹘人之间在生活习俗上也相互模仿，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

　　晚唐回鹘汗国解体后，草原上酝酿着新变局。五代至两宋时期，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王朝相继兴起，统治了中国北方至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与五代和两宋并存。无论宋还是辽、金，对互市贸易都是非常重视的。北宋初即在边境地带设置榷场，管理与辽的贸易。金朝也在其边境设置榷场，以对应南宋的榷场，开展互市。宋与辽、金的贸易品，虽以所谓“茶马贸易”为名，实则涵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而金与南宋的互市商品种类更广。宋朝制瓷业的发达与贸易有关，这种世界性贸易体系形成于丝绸之路历史之初，到此时已日臻完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