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融荟萃。历史、地理、文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中亚地区民族众多，且具备语言接触频繁、语言政策易变、语言生态复杂、语言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等特点。

　　中国与中亚五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有着数千年的人文交流史。研究上古丝绸之路上的语言交流及五国语言政策及语言生活现状，有助于加深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人文交流，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打好沟通基础，更可以从语言服务的角度助力“五通”。

　　丝绸古道上的语言交流与语言服务

　　丝路沿线民族众多、语言各异，仅在古丝绸之路中国段曾使用过的语言就包括汉语、吐火罗语、于阗—塞种语、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回鹘语、吐蕃语、唐古特（西夏）语等。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得知，自张骞凿空之行打通中原—西域的交通长廊之后，汉王朝就非常重视外族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康二年……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前64年，西汉政权就曾派人学习乌孙语。唐代的鸿胪寺及中书省，有专门的“译语人”职位，为语言翻译服务。在元代，为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即官办波斯语学校。明永乐五年（1407），一所旨在专门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四夷馆”设立，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学功能的外国语言翻译和教学机构。

　　佛教经典的传播是丝绸之路书面文字传播的重要内容，由此促进了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相互了解和文明互鉴。佛教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原，佛经翻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现实需求。鸠摩罗什和玄奘是最负盛名的译经大师，大雁塔和白马寺成为当时佛典翻译繁荣盛况的历史见证。佛经的翻译不仅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而且密切了中土与西域的关系，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文交流环境。

　　词典和工具书编纂也是古丝绸之路语言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书于唐代的《翻译名义大集》和《一切经音义》收录了大量梵、藏、汉对照的佛教词语和普通词语。《突厥语词典》系宋熙宁七年（1074）新疆喀什噶尔的突厥语语言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的一部工具书，是中国第一部用阿拉伯语诠释突厥语的辞书。1190年，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与汉文音义双解的语汇辞典。明代四夷馆编的《西番译语》等和清乾隆时期编的《西域同文志》也是促进中国与西域诸国之间交流的有利工具。

　　借鉴汉字的构字原理，西域诸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也是“中原—西域”语言交流和语言服务的创举。例如，西夏景宗李元昊在称帝前就命人仿照汉字创制胡礼蕃（即西夏文），以翻译汉语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让国人学习汉文化，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此外，除西夏文外，契丹文、朝鲜文、日文及越南文也是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

　　以史为鉴，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语言服务的一些做法，对现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服务工作有诸多的借鉴意义。

　　中亚地区主要语言的历史变迁

　　中亚大陆因为其特殊的地缘和历史地位，语言和文字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经历了“突厥化”“俄罗斯化”和“去俄罗斯化”三个阶段，形成了主流语言和非主流语言在冲突中共存的局面。

　　第一阶段：突厥化阶段。作为古代突厥语和波斯语分支的回鹘语与粟特语，曾是西域丝绸之路商旅往来和宗教传播的主要语言。现在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语言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和吉尔吉斯语均属于突厥语族。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主要由伊朗民族组成的国家，避开了中亚诸国的突厥化进程，最终成为中亚地区主体民族中唯一讲印欧语系语言的国家。

　　第二阶段：俄罗斯化阶段。公元16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为此后中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后期，大量俄罗斯族人迁居到中亚定居并在中亚地区强行推广和普及俄罗斯语，从而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和语言结构。

　　苏联时期继承了沙俄在中亚推行俄罗斯语言的政策。1961年，苏联规定把俄语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的“第二母语”，并且明确了在中亚语言发展的“两条线”战略：民族语言被用于当地文化的发展，而俄语被用于其他更广的领域。此外，苏联逐步在全境推广将西里尔字母（即俄文字母的本源）作为各民族语言的书写文字。

　　第三阶段：去俄罗斯化阶段。中亚诸国在独立后相继通过制宪或出台语言法规和政策等手段，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主体民族语言以国语地位，并从国家机构、各级政府、机关学校、新闻媒体等方面制定出了推行国语的政策和法规，逐步推进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化进程。

　　作为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亚国家也加速了文字拉丁化进程。土库曼斯坦（2000年）和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已从法律上规定弃用西里尔文字，推行民族文字拉丁化。哈萨克斯坦已制定了哈萨克文字母的拉丁文字母表标准，将在2025年全面推行拉丁化文字。

　　中亚语言现状：多极化语言景观

　　在中亚五国强力推动下，五国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化及文字拉丁化发展势头强劲。同时，中亚五国语言呈现多极化走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俄语部分回升。俄语曾是苏联的官方语言和族际通用语言，是中亚诸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话语体系构建、完善和传播的最重要媒介，而各主体民族语言的科技术语、修辞体系尚不够完善，规范化程度不高，尚无法取代俄语在高层次领域的社会交际功能及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近十年，俄语在中亚地区出现回暖的趋势。

　　英语影响力持续走强。英语作为联合国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是事实上的全球通用外语，近年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其优势更加凸显。中亚学习英语的人数逐年增长。

　　土耳其语起伏不定。中亚国家独立之初，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谋求外部援助、开展互利合作，独立后各国纷纷走上国际舞台。作为中亚的近邻，土耳其紧抓这一契机，利用和中亚各国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传统上自然的“亲近感”，增强土耳其文化和语言在该地区的影响。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批土耳其学校在中亚设立。但是整体来看，土耳其语在中亚的发展近期呈现下降趋势。

　　少数民族语言日益弱化。中亚诸国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哈、乌、土三国的民族数量均超过100个，这些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从民族语言人口数量来看，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为各种讲突厥语诸语言的民族，主要由各国主体民族和卡拉卡尔帕克人、鞑靼人及其他突厥语民族人口构成，约占中亚总人口的64%，其次为斯拉夫语民族、伊朗语民族及其他非原住民各民族。中亚各个国家均已加入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CERD），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双语或多语课程，旨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在各国强力推行主体民族语言的大背景下，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仍越来越少。

　　汉语影响力呈上升态势。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各领域合作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亚汉语人才需求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学习汉语，在中亚掀起了一股“汉语热”。截至目前，我国在中亚设有11所孔子学院，学生规模逐年扩大，教学形式和教学场地不断扩展，汉语考试的影响力也因时而进，每年的考试次数和考生人数不断增加。而尚未设立孔子学院的土库曼斯坦也于2015年将汉语设为中初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第二外语，在首都阿什哈巴德的6所中学和其他各州的10所中学均设立了汉语课程，部分大学已将汉语设置为非语言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目前来看，我国在中亚地区的汉语推广工作前景广阔，但是考虑到中亚地缘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研究中亚各国的语言政策，不断调整、优化汉语推广策略，在推广汉语的同时，懂得尊重和理解中亚各国的文化价值，以汉语架桥梁，同中亚人民一道延续历史友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