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这一概念由兰德里（Landry）和波伊士（Bourhis）于1997年提出：公共路牌、街名、广告牌、商铺招牌、单位标牌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了某个地区或城市的语言景观或语言风貌。2009年，舒哈米（Shohamy）和瓦克斯曼（Waksman）提出，语言景观是“不断变化的公共空间中出现或陈列的文字”。现在，语言景观研究范畴也不断扩大，涉及多种理论。

　　语言景观语言选择理论

　　斯波尔斯基（Spolsky）针对语言标牌如何书写的问题，提出了公共标牌语言选择理论。Spolsky认为公共标牌在语言选择时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使用标牌创设者熟悉的语言，这是语言景观构建的普遍原则和必要条件；第二，使用读者能读懂的语言，此为“假想读者条件”；第三，使用母语或能标明自身身份的语言，又称“符号值条件”。

　　卡伦（Kallen）对此做了补充：语言选择只是语言景观社交活动的一部分，语言景观还应包括语言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如多语之间的信息是完全对等、部分对等还是完全不对等。因此，他补充了以下三个选择：编码选择，如字体、颜色、置放、凸凹等语言呈现方式；语用选择，如指示（如地点、时间指示等）、行为（如控制、劝诫等）、认知（如启示、描写等）、互动（如问候、告别等）等；读者选择，即标牌预期读者的选择，标牌主要面向当地人、游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综合Spolsky和Kallen的观点，语言景观的语言选择理论包括语言选择、编码选择、语用选择和读者选择等几个主要方面。

　　语言景观的社会学构建原则

　　本-拉菲尔（Ben-Refeal）从纷繁复杂的语言景观中发现了其内在的构建规律，并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研究的四条构建原则。

　　第一，凸显自我原则，强调语言景观中“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独特性。如何从众多的标牌中脱颖而出，吸引读者眼球，刺激受众选择性注意，并激起其欣赏或消费欲望，是标牌设计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充分理性原则，标新立异并非语言景观的唯一追求目标。在求新的基础上，标牌创设者需要考虑受众的利益倾向，对其需求进行理性分析，设计出有充分针对性的标牌语言，从而影响其选择行为。

　　第三，集体认同原则，关注标牌对象的主体身份归属。语言景观设计者在设计中常常强化某种身份特征，以获取特定群体的集体认同。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标语标志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观念的不断进步，也标志着人和自然关系的不断调整，这一标语体现了人们对这一理念的集体认同。

　　第四，权势关系原则，关注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认为，语言交换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关系。“语言景观不纯粹只扮演信息提示功能，而更是发挥着社会符号及其权力象征的功能。”

　　场所符号学理论

　　场所符号学考察不同语码在地缘空间政治中具有的意义。基于克瑞斯（Kress）和勒文（Leeuwen）的视觉符号框架，斯科隆（Scollon）等开始关注“场所中的话语”，关注现实环境中语言符号系统的框架和话语在特定场所语境中的意义。

　　场所符号学是地理符号学的子系统，由语码取向、字刻、置放等要素构成。语码取向关注多语标牌上各语言孰先孰后的位置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语言在社会中的权势意义。通常，主体语码字体较大、颜色凸显，出现在中间、上方或左侧，而非主体语码则字体较小，颜色不鲜明，出现在边缘、下方或右侧；字刻指标牌语言的呈现方式，有字体、材质、状态变化等因素。场所符号学最关注的问题是置放。置放包括去语境化放置和景化放置。不同的放置方式表达了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语言活动是不同符号体系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具有地域性。

　　语言景观SPEAKING分析模型

　　许布纳（Huebner）认为语言景观研究可以海姆斯（Hymes）提出的SPEAKING模型为分析框架，梳理语言与社会意义的多重关系。其中，S为背景与场合，表示标牌放置的即时语境所构建的社会意义，相当于场所符号学中的“置放”；P为参与者，考察标牌的创设者和面向的受众是谁；E表示目的，揭示语言标牌的功能以及创设者通过语言标牌想要实现的目标；A表示行为次序，考察语码的空间呈现方式，如多语语码孰先孰后、孰大孰小的问题，与场所符号学中“语码取向”中的部分内容重合；K为基调，也与“语码取向”中的部分内容重合，探讨文字密集程度、信息凸显程度及语码选择趋向；I为媒介，用来考察语言景观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的语言特征；N为规约，考察语言标牌设计是否与当地的语言政策一致，与城市的发展动机相符；G为体裁，分析不同类型的语言标牌，如方向指示牌、店铺门头招牌、车辆广告、会务手册、旅游宣传册等。

　　SPEAKING分析模型既包括了语言景观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也揭示了语言景观与受众、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语言景观三维分析模型

　　勒菲弗尔（Lefebvre）认为语言景观是空间的显性视觉层面，根据每个社会的具体特征，可以从某一社会语境转入另一社会语境。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

　　Lefebvre构建了密切相关而又不断变化的三维空间概念：空间实践、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空间实践是人类在物质空间的活动，这些活动可以用来做实证研究；构想空间是受国家的政策话语、政治文化等影响而构建的空间，指的是语言规划和政府决策如何构建空间规划；生活空间是居住者的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所经历的空间、在语言景观中通过符号和隐喻所感知的空间。特兰佩-赫奈特（Trumper-Hecht）以Lefebvre的三维空间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景观研究的实体、政治和体验三个维度。实体维度与Lefebvre的“空间实践”相对应，关注标牌语言的实际分布情况。政治维度类似于Lefebvre的“构想空间”，调查规划者和决策者的态度和观点对语言景观构建的影响。在政府部门指导下，我国语言景观设计与实施措施陆续出台，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通则》《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等。体验维度则与Lefebvre的“生活空间”相对应，探讨语言使用者或受众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感知。

　　语言景观研究的翻译学视角

　　国内学者的语言景观研究多从翻译学视角出发，关注双语或多语翻译的正确性和规范性，着重指出和纠正公共空间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强调公示语、标识语、宣传语、标牌语、对联、道路名称的准确翻译和表达，评估公共领域的语言文字使用，以便更好地建设和谐语言生活。

　　此类研究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应用倾向，多以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关联理论、纽马克（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等为指导，试图找到语际间的最佳关联，实现功能对等，达到语言景观的交际目的，以弥合社会语言学领域内语言使用和宏观语言政策研究脱节的情况。这些翻译理论为进一步扩充文化符号资源，打造精品语言景观，建构和谐的社会语言环境，塑造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