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她在被世界全方位重新打量的同时，也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世界。“正确认识世界”对中国而言，表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性的知识需求。于此，中国需要革新自身关于世界的知识生产机制，以更经验的方式洞察世界的变化，探究世界各国社会、各民族之所以成其为今日之形态的内在机制，并借以反思主要来自于西方学界的有关世界的种种理论知识及其表述的结构性局限。中国人类学界积极倡导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则可恰逢其时地成为中国学界革新其有关世界社会的知识体系的突破口。作为一门见长于“异文化”研究的学科，人类学在以经验的方式探讨和理解世界社会方面，具有其他学科难以匹及的独特优势。

　　以经验研究方式探究世界

　　直到21世纪初，中国人类学界才开始走向海外，对国外（境外）社会开展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研究，寻求以经验的方式了解和探究世界社会，丰富和深化有关世界的知识生产。

　　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殖民时代日益成熟的人类学，一方面满足了西方国家了解其海外殖民地以便更好管理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透视其他社会来反观和审视自身社会的知识诉求（这也是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的经典立场）。同时，人类学研究的多向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人类社会及其多样性的了解，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推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在客观上帮助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有关非西方民族及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知识表述机制，彰显出强大的权力结构。在依旧以西方语言为主导的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西方人类学所注视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及其实践经验，在西方知识体系及其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的框架下，逐步被定型，并形成了某些结构性的范式机制，进而固化了这些民族与社会的主体性表征。换句话说，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中，一些非西方民族与社会被迫选择西方人类学当作自己的代言人——后者决定着他们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形象及其表述。

　　在中国人类学有关世界社会的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样的国家，于中国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有助于中国学界与普通民众了解这些社会自我社会化与结构化的过程，以经验知识的方式呈现它们是如何成其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的。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在于其制造过程，成品可以欣赏，却难于学习。以经验的方式去研究西方社会，恰如跟踪一件手工艺品的制造过程，从而可以学习到其精妙之处，便于向它们学习。这样的知识生产既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社会，又有益于我们理解西方社会所孕育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某些理论知识。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西方社会内在的结构化过程，即其自我的“制造过程”，才有助于更好地向这些社会汲取有益的经验，不至于产生对“成品社会”囫囵吞枣的认知。

　　有关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同样意义重大。多年来，中国学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知识生产，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的借鉴方面，还是在具体的问题研究方面，非西方国家所居位置是较为边缘化的。这也使得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生产，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存在很大偏狭。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的文化视野与人文关怀，亲自去了解和熟悉这些国家及其社会，而非从其他学术共同体关于它们的研究中获取二手资料。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非西方世界的众多国家在各自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也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并展示出各自因地制宜的文化智慧。中国人类学者以经验的方式研究这些国家，同样可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知识贡献，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及其实践经验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

　　深入参与世界知识生产对话

　　以崭新姿态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知识生产，并与各国学术共同体开展深入对话。在人类学家高丙中教授眼里，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是为了让我们有表述世界的能力，重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让中国经验走向世界，展现作为人类多样性之一的中国经验里的智慧，使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学说的知识来源；二是中国学术共同体与世界学术共同体进行深入对话，突出其作为关于世界社会知识生产主体的地位。在推进与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中，从事海外社会研究的中国人类学共同体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纵观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知识生产，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西方社会的学术生产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只有更好地在经验层面上了解西方社会，借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知识的内涵，了解其知识化的内在逻辑，避免误读乃至落入知识陷阱，才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与西方学界的对话。

　　鉴于西方人类学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影响，以及中国作为西方人类学重要研究对象的事实，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较为深入的学术对话在相当程度上发生在涉及中国的诸多议题上。这样的知识对话有助于让中国学界更好地了解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的认知范式及其知识体系，凸显了西方学界知识生产对中国学界的渗透与影响。

　　我们不能否认基于这些议题研究的中西学术共同体对话的意义及其价值，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深入开展与西方学界的对话，尤其是在涉及西方国家与更多世界性议题研究中进行对话。在涉及西方社会具体议题的研究中与西方学界开展对话，有益于中国学界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其“本土社会”的自我认知，深入推进对西方社会的理解。在这些议题的讨论与对话中，西方学界也可以在他们所熟悉的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议题上，感知中国的文化视野、思想主张及其价值关怀，有益于中国学术共同体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主体性地位的提升。

　　在有关非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中国人类学界同样可以与西方学界开展深入对话。这一对话既涉及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下如何认识这些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现实，也涉及在有关世界社会的知识表述中如何理解中国与西方社会价值关怀的异同，这是中国学界借以表达自身在世界知识生产中主体性地位的重要平台。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屹立于世，必须维系自己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包括自己在经验实践中的主体性，也涉及自己在有关世界的知识生产中的主体性。

　　强化多学科参与的世界研究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中国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积极推动下，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世界各国社会，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共识，也正在形成一股新的研究取向、构筑新的研究领域。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种学科自觉与实践目前并没有获得更为广泛的学术认同，需要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支持。

　　在中国学界的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内，我们很少会发现人类学者的身影。换句话说，在上述领域内，人类学有关世界社会知识生产的参与还是极为少见的。甚至，在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中，人类学学科的参与是被边缘化的。而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则大相径庭，在那些国家的诸多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人类学是受到特别重视的显学。

　　人类学探寻和追问的是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时空状态下人类存在与生存的基本问题。它所强调的整体论与相对论视角使之在研究和理解世界社会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人类学研究可以为需要多学科参与的国际研究提供基础性知识，应当成为中国学界开展有关世界社会的深入研究及其知识生产所倚重的基础学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当代困境及其治理研究”（16BMZ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