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成型于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并在最近几年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重大创新，并已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

　　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其中，相互尊重是基本前提，它意味着诸国在互动中应视对方为平等伙伴，愿意通过协商方式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和分歧，因而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公平正义是基本原则，它意味着诸大国在互动中应共同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愿意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因而它与践踏规则、偏私邪恶是根本对立的；合作共赢是基本目标，它意味着诸大国在互动中自愿放弃对抗手段，在相互配合中实现各自目标，因而它与单边主义、赢家通吃是根本对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完全契合的；它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了当代中国外交的经验。鉴于大国关系的特殊性和影响力，可以预见的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将产生巨大示范效应，有力促进涵盖更多行为体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进而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际规范的重塑，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而言的。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对近代以来的国际格局乃至人类文明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类数量相对有限、形式较为特殊的互动关系中，基于防范心理而产生的战略博弈，是最为典型的形态；对抗、冲突乃至战争，是相关各方处理彼此关系最为常用的手段；形成均势（balancing），乃是相关各方对彼此关系最为理想的预期。传统大国关系之所以能够存在，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解释，是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所致。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断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和演化，使得“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人类显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力巨大的悲剧反复上演。

　　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言，其之所以是可能的，与当今世界的状况、走向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进一步强化包括诸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演化、交通手段的丰富和便捷、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大关键因素；2008年爆发、迄今尚未彻底平息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在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动力机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效应，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外溢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由此，不同国家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持续上演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戏码。因此，尽管不平等、不对称的国际权力结构短期内还无法根本改变，但全球治理主体渐趋多元、大国权力逐步分散，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不断彰显。而这些均对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构成强大制约，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由此愈发鲜明。

　　其次，大国之间无战争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战争是国际冲突的极端形式。在传统大国关系中，发动局部乃至全面战争，是诸大国处理彼此间重大争端和根本分歧时常用的手段。二战结束之后，尽管国际冲突一刻未停，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大国之间也曾长期冷战对峙，在个别时间点上甚至剑拔弩张，但彼此间并未发生战争，“战争边缘政策”成为大国处理彼此紧张关系的常用手段之一。由此，大国之间无战争状态持续了70余年；彼此间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大规模研发和装备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反而成为大国关系的稳压器、大国战争的制动阀。

　　我认为，具有更大包容性和现实性的“跨国关系性状态”，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较好替代者。跨国关系性状态承认国际关系不稳定、不确定状态的存在，但又不像无政府状态那样仅限于此。从形式上看，跨国关系性状态既可能是国际行为体的对称性互动，也可能是不对称性互动。参与跨国互动的国际行为体在实力、地位、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均可能引发跨国关系形态的变化，进而引发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的变化。跨国关系性既可能导向无政府状态，引发国际冲突乃至国际战争，也可能导向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有秩序状态，形成基于跨国合作并有助于跨国合作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中国与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应当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口。作为发展中大国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中国积极倡导并不断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其中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取向，已经取得实实在在的共赢成果，无疑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具有基础性作用。而中国与俄罗斯彼此间以“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宗旨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践树立了典范。

　　中国与欧洲诸大国的关系，可以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着力点。中国与欧洲诸大国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看法。因此，彼此建立和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是有现实基础的。鉴于欧洲诸大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设若中国与欧洲诸大国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不断取得进展，那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5年，习近平主席首访英国，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法国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10余年来保持稳定。法国已明确表示，希望通过树立中法开放型“合作典范”，进一步捍卫全球多边主义框架。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点。这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等因素有关。尽管目前美国政府仍然顽固坚持传统思维，对崛起的中国满腹狐疑，并采取了极具挑衅意味的对华战略和政策行为，但中国始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对美外交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富有诚意、蕴含善意的举措，力图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建设性之路。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一般的模式可以因循。为此，大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必须彻底更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重新确立彼此互动的规则和目标。这不仅有利于诸大国自身，也将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外交学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