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建为标志，对外传播成为我国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日趋重视的领域。200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把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和媒体实践不断发展，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在关注议题、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也应势而变。

　　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选题特征

　　笔者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对1990年至2018年间有关“对外传播”的学术成果进行数据统计。检索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6月10日，明确以“对外传播”作为关键词的论文共1093篇，主要分布在新闻传播学、文化研究、政治学与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其中被引率最高的五篇论文分别是何国平的《城市形象传播：框架与策略》，吴瑛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对5国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卢小军的《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陆地、高菲的《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和段鹏、周畅的《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的不足——〈中国日报〉对外报道阶段性抽样》。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在选题上呈现如下特征。第一，“国家形象”话题是我国对外传播中最受关注的话题。根据共现矩阵分析，同时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为关键词的文章有73篇，远远超过其他关键词共现的频次。从学术产出的时间轴也可以看出，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在2006年前后开始呈现高产趋势，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国家形象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热点话题。第二，对外传播研究的选题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这主要体现在某个具有对外传播研究价值的事件发生不久，相当数量的论文也随之产出。比如围绕北京奥运会、“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新闻议题，一批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传播的研究成果也随之而来。第三，政策解读和策略应用型选题在对外传播研究中占据较大比重。这类研究往往以“某某某（具体事件）中对外传播策略”或“在对外传播中塑造某某形象的策略”为题，具有较强的实践导向性，其文章从题目和结构上也更接近于研究报告的风格。第四，区域层面议题正逐渐受到重视。这一类议题往往专注于一个具体地理区域，以小见大进行分析。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作为一个独立且颇具规模的话题，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特色，其研究路径有迹可循。本文所讨论的学术路径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对外传播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是什么？学术研究固然崇尚创新，但令人信服的研究往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创新，对外传播也不例外。因此，人们有必要了解现有的对外传播研究成果是基于什么理论框架分析、延伸得来，从而找到对外传播研究的“发力点”。其二，对外传播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是一项研究能够有序、有效进行的保障。

　　目前对外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可以归纳为三个类别。第一，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而形成的相关理论框架。这类理论框架往往与党提出的最新概念和理论成果密切相关。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就为我国对外传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不少学者从该角度思考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践问题，创作出优秀的学术成果。第二，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理论视角。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新世界主义”理论。传媒学者邵培仁指出，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缘起于“天下大同”的思想传统，立足于民族精神——“一种可以引导民族共同体基于其特定的历史路径走向世界文明前沿位置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态度”。新世界主义不能简单理解为西方提出的“世界主义”的2.0版。它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为回应当今民族主义问题和跨文化传播问题等而构建的新的理论框架。第三，以传播学经典理论为分析框架。毫无疑问，对外传播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以传播学经典理论框架研究对外传播的具体问题是顺理成章的。这方面常见的框架包括传播效果理论、创新扩散、二次传播等。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研究总体上以宏观、思辨性的研究为主，经验研究较少，量化研究尤其是借助软件统计工具的研究就更少。而在实证研究中，以媒介文本和话语等“物”为对象的分析较多，而以传播者和受传者等“人”为对象的分析则较少。总体来说，目前对外传播在研究方法上还比较单一。相比较而言，国际同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则明显侧重于实证研究方法。如雪城大学的缪勒（Mueller）等人对信息社会中全球传播权利问题的研究就采取了问卷、访谈和社会网络分析多种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设计。特拉维夫大学的鲍达娜（Boudana）和赛格威（Segev）在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又用内容分析法量化分析了样本国家的国际新闻报道。这些论著在方法论设计上更加多元，逻辑结构也较为缜密。

　　根据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批判理论有实证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它是“整体的”和“历史的”。从这个角度看，实证研究方法并不必然优于非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外传播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只依赖几种单调的方法。特别是从提供策略、指导实践的角度考虑，数据的支持和缜密的方法论逻辑对于提升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如何将方法论创新和理论框架创新相结合，应该是开拓该领域学术路径的思考方向。

　　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展望

　　近年来，对外传播研究不仅在数量上逐年增加，在选题和学术路径上也更加多元，越来越多的具体问题受到学者的重视，成果质量不断提高。但笔者认为，该领域研究仍可在两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方面，目前对外传播的一些研究相对于对外传播的实践仍有滞后性，尚未形成能够指导具体实践的完善理论体系。这或许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建构。另一方面，如何在学术话语体系里将对外传播精准定位，并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相近概念区别发展，似乎是仍需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

　　（本文系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招标重点项目（ADYQXC2016A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媒体与美国研究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