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春:时代理论背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018年02月09日 08: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9日第1392期 作者:李海春

  党的十九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中会有更加丰富的理论成果出现,对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会有更深入的探讨,也会涉及更多新领域和新问题。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而不仅仅是哲学本身,任何理论都应该与时代精神相关联。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独立于时代精神之外。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到来之际,深入探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关的主要学科的发展趋势,扎实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背景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的“相关主要学科”包括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关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四个主要学科,它们的研究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考虑的理论背景。

  第一,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世界性的,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不同的学科之间、国内和国外之间必然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纯理论部分”和“与社会现实相关部分”。

  当前的“纯理论部分”主要包括“文本解读”和“历史脉络还原”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研究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基础理论中的重要部分,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发展脉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文本解读来看,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是MEGA2(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整理出版所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现和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现,使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视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发现和讨论,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关注的重点。由于马克思的很多文本是尚未出版或者未完整出版的,这就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大的讨论空间。当前,以MEGA2出版为契机展开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内容,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从“历史脉络还原”来看,它是以梳理历史脉络为主要目标,通过文献查补、历史背景重现、逻辑重建等方式补充、还原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历史脉络。其中比较突出的部分,是近年来以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为中心问题的研究,逐步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其后来者在相关文本出版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所面对的问题。这些研究与MEGA2的出版互相配合,对于历史地、客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相关著作出版的状况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社会现实相关部分”的内容,在国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部分,而对于我们所理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也是主要内容。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上,国内和国外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总体来说主要表现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是“建设性”的,而国外的相关研究是“批判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初发端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理论上寻求马克思之后不同国家进入理想社会的道路,代表人物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后来逐步发展为对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批判。在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中,他们已经跨越了社会制度批判,所针对的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而且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可能面临的问题。国内与社会现实相关的研究内容,其主体部分就是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出科学的说明和理论阐释。当前,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涵盖内容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与很多学科会有交叉对话,其中最主要的学科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也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必须要回应这些学科的挑战。

  从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结合世界哲学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这样才能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来看,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在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尼采之后,西方现代哲学沿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趋势向前发展,一方面思考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探索对人类观念的科学化表达,而随着量子力学等科学理论的发展,现代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互相呼应,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和对人类的新理解。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的问题。

  从历史学来看,随着“新史学”等潮流的出现,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类似“口述史”这样对历史的记录和研究方法也被广泛使用。如何把历史细节和宏大社会背景科学地结合起来去理解历史问题,对于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历史问题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政治学与经济学也是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学科。政治学在启蒙运动以后逐步走向科学化,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传统和问题领域,在发展中积累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经济学理论自亚当·斯密开始,不仅探讨了如何利用人性中的逐利冲动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改善社会福祉,进而为现代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逐步引入更多的数学逻辑分析模型。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已经是一个完备的状态,但上述学科方法论的变迁已成为其发展的现实条件之一。

  这些学科的理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背景,在一定意义上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创新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来自中国,要成为对现代社会发展有科学指导意义的理论,就必须在研究中生成“中国逻辑”,并与时代发展同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结合过程,应把相关理论与实践科学地结合起来,这是当前理论界面临的主要工作。这不是两者的简单拼凑和搭配,而是将实践和理论进行深度有机融合,从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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