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会出现明显下滑，从而长期徘徊在中等收人水平。这一典型的特征化事实，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意味着当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而要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适合现有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错配），必然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并由此产生各种问题。因此，跨越和走出中等收人陷阱，根本的途径在于通过对经济系统的改革，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提经济“新常态”，同年11月两次再提“新常态”，并要求全社会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达）国家迈进的发展阶段。与前一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结合，不仅使人均资本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所剩无几。现实中的具体表现为工资快速增长：2012年之前，中国劳动力工资总额增速低于GDP增速；从2012年起，其开始高于GDP增速。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并且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也开始出现。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针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底又进一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然而，人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仍然存在着争议。大量的讨论集中在“三去一降一补”这些短期热点问题上，关于它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关系缺乏深入探究。

　　中国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在常态下（不考虑临时性的经济波动时）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矛盾主导方，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需求（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所决定。正因为如此，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供给侧，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也许有人认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紧缺的，但许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很难认定中国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扭曲，由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所致。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由结构性扭曲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经济就是需求决定的。任何产能的运行都需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上存在劳动力短缺时，需求增加即使是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增加，也只能使劳动力因工资的高低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其结果必然是某些行业的产量增加，某些行业的产量减少，总体则增加有限甚至不增加，但通货膨胀水平则因工资的提高而加剧。正因为如此，只要劳动力短缺，宏观经济总体上就是一个由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供给决定型经济。

　　激励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新常态同时带来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从宏观结构来看，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或在新常态之前），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由资本投入（或投资）所带动的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也包括技术投入（或技术进步），此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充沛。在第二阶段（或新常态下），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增长动力因而减弱。

　　更为严峻的是，在第二阶段即使是技术进步也变得更为困难。技术进步可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第一阶段的技术进步最主要是技术引进。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国际前沿，技术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只能是自主研发。

　　就产业结构而言，当发展中国家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它能够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世界市场提供加工和组装服务，以此进入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体系。但是，由于产品的设计、专利许可、专用设备、管理、营销和核心零部件等均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低端，所获得的利润极少。一旦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人均产量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从产业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升级。这一提升面临极大阻力。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竞争对手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在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竞争对手则是那些依赖自主研发获得技术进步的发达国家。

　　长期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式的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实力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这些年来，重引进、轻消化的问题还大量存在，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竭尽所能进行自主研发。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率必须大于前沿发达国家。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提供完善的激励机制。

　　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构成

　　在没有技术引进和模仿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其机制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人们通常认为，技术创新会自然地发生在“硅谷的车库”，这显然忽略了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阶段性和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事实上，任何一个经典和有意义的创新，都应该被理解为产生于特定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个人、企业、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等所形成的网络。在该网络体系中，人们的交流活动和相互作用使得新技术的研发得以启动、持续和传播，最后通过商业化形成生产力。阿特金森将国家创新体系归纳为三个方面：商业环境、规制环境和创新环境。商业环境包括企业制度、金融体系和文化因素等。规制环境方面，对垄断和行业进出壁垒的容忍，将严重阻碍企业创新。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专利保护等，将促进创新。创新环境方面，人力资本体系与研发体系生产和积累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是一个国家创新的源泉。知识流动体系反映知识在不同的人、机构和企业间的流转、扩散、融合和发展，并最后向商业化转移的流畅程度等。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应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中国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提供足够激励。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之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增长点研究”（15ZDA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