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翻译既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异质文化之间的相遇。尽管“文化翻译”这个概念如今已经超越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至少在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中也被频繁使用的术语，但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翻译”依然主要局限于翻译学领域，即在宏观层面如何通过翻译表征另一种文化、协调文化差异，在微观层面，更多倚重归化还是异化达到文化输出与共享的目的。

　　在论及文化外译原则与翻译策略的著述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坚持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以我为主”原则，呼吁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追求最大限度地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受此思想指导，必然是“异化”主导的翻译策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尊重译介规律，更多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以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其实，无论是“以我为主”还是“尊重他者”的文化立场，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异化还是偏归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点，而是两点之间的连续统。“以我为主”的主张必须回应外译之后的文本是否可以在异域的文化土壤中获得“后起的生命”这一担忧，而“尊重他者”的诉求也不能不考虑过度归化的文本在消解了陌生性之后是否还能真实表征源文本的观点、立场和态度。译者究竟是把读者引向作者，还是把作者引向读者，或是让他们彼此在（跨）文化旅途中的某一点相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主体在面对异质文本时的认知差。

　　赵毅衡认为，“认知差”是不同的认知（意识）主体对某一问题在某一时刻达到的认知状态之间存在的差别。认知差的存在会引发认知意义流动，而意义的流动由认知主体的理解与表达来实现。理解是指人的意识在面对文本时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认知；表达是人的意识在面对他人时解释其已经拥有的认知。尽管获取意义和表达意义通常由不同的认知主体完成，但其基本动力是一致的，即认知主体感觉到他的认知状态与对象之间存在需要填补的落差。

　　相比早些年，域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众）如今对中国的认知差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弥补，这不仅表现在越来越多相关信息量的拥有，也表现在认知兴趣的增大。根据我们对美英两国主流媒体的统计，在刚刚过去的5月，在短短31天里，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CNN官网分别登载了102篇、235篇、249篇、56篇和214篇有关中国的报道；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和BBC官网则分别发表了涉华文章61篇、38篇和219篇。总体而言，涉华报道的数量在这些媒体各自的涉外报道中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占比。由于主流媒体既是一国民众了解他国情况的主要渠道，又是反映本国读者兴趣点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民众对中国这一认知对象的认知动力和意义占有较前已有大幅提升。然而，我们却无法据此得出结论：域外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落差已被大幅抹平。根据Daniel Griffiths2013年所做的一项针对国际媒体对中国报道的研究，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主题集中在政治、经济、外交与国家安全、人权、环境等领域，有关政治、人权和环境话题的多为负面报道；对社会与社会变化、文化和科技专题的报道较少；报道范围多集中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这说明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依然片面，不乏误解与偏见。正如Griffiths文章所言，媒体往往按照已有的模板想象中国在世界上应处的位置（而不一定是实情），讲述“中国故事”；而主流媒体的叙事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内容分析结果从一定程度、一个侧面反映出域外民众对当今中国的认知状态：外界对中国这一认知对象的认知落差在逐渐缩小，但认知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仍有待提高。这说明文化外译过程中单纯的归化或异化策略都很难有效解决这一认知差的问题。我们应根据外译文本的类型和特点以及域外读者对相关文本的认知状态，决定相关的文化立场和翻译策略。

　　经典（文学、哲学）文本的外译已有多年的译介基础，且目标读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群体，在中外译者合作模式下，无论是对首译、复译，还是从节译到全译的文本，翻译时相较以前多增加一点“翻译厚度”、多译介一点“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元素未尝不可。而对于最近颇受国外不少普通民众追捧的中国网络文学、影视娱乐节目的翻译来说，减少阅读/观看障碍、增加体验快感或许是更值得提倡的方式，可以赢得更多受众，充分发挥通俗文学文化作品消遣娱乐的功能，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下细水长流地达到对外文化传播的目的。最近外媒对一些中国的社会文化热词采用“音译+意译”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方式。

　　政治话语/文本的外译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由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缺乏共同的经历与体验，没有相似的文化根基，双方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问题上差异巨大，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落差体现最为显著的地方，表达与理解所带来的意义流动时常受阻，文化翻译因此变得困难重重。流畅翻译或许会消弭中国的立场，陌生化的手段又可能让受众退避三舍。文化交流实践本可以形成对“我族中心主义”的有效防范，但文化翻译的过程又可能滋生“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如果不能让造成极大沟通障碍的相关概念和观念在某个“第三空间”里转化为可为双方所共享的知识，真正的跨文化交流恐难奏效。

　　戴维森认为，“成功的交流证明存在着一种关于世界的共有的看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孙艺风也提出，文化意义蕴藏的不同文化价值及实践构成了不同的世界，唯有通过沟通协商，将文化知识转换成共享知识，文化翻译才可能发生。具体而言，这就意味着在认知落差过大的场域里，译者应在一个“第三空间”里去寻找双方都能接受或认可的文化规则和文化观念的表达方式。比如，在几番论争与考量之后，中国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最终被译为“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而非shared destiny），“新型大国关系”被表述为“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而非relations between big powers）等等，都是可被借鉴的正面例子。待文化鸿沟得以跨越，认知差距进一步缩小之后，更多更深入的文化价值及观念的输出与输入才成为可能。

　　文化中的异质性既是文化交流中充满魅力并使翻译得以产生的直接动因，也可能成为巨大的认知屏障，导致翻译的失败，阻碍交流的发生。文化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管是“以我为主”还是“尊重他者”的文化立场，都必须关注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性；无论是归化为主还是异化为重的翻译策略，都是服务于既跨越差异性又保留异质性的手段。言者的表达性认知差与受者的接受性认知差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形成传播，从而产生意义的持续流动。文化翻译过程中必须促成不同思想观念的协商与融通，才能真正实现文化间互动与对话，从而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这或许就是哲学符号学中的“认知差”概念带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系中国翻译研究院重大项目（2017TSA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