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把握翻译的实质，掌握其过程和规律，需要不断扩大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翻译。翻译的对象是各种社会文化信息，而社会文化信息主要由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所承载。符号学角度，无疑是认识翻译及其中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翻译涉及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然而，在每种语言系统中，其符号单元的意思是任意的，那么在这种任意性前提下，如何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呢？我们认为，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不同语言系统的“覆盖域”基本一致。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语言系统中的符号能够覆盖的意义区域，另一种语言系统也能够大致覆盖，即其中包含了很大的交叉重叠部分，这些交叉重叠的部分就是意义的“覆盖域”。不同语言系统能实现覆盖域的一致，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在同一种语言系统内部，符号间的意义能够相互区别，这种“区别性”使得系统的各组成部分能够覆盖意义的全部区域，满足同种语言内部表达和交际的需求。而语言的区别性功能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这一点构成了不同语言“覆盖域”形成的内在机制。其次，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虽然各自的符号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它们所指涉的对象的范围和数量基本一致，即“覆盖域”在对象上存在一致性。最后，不同的语言系统间具备一些普遍特征，借用乔姆斯基的理论，人类语言的“深层结构”是基本相同的，而深层结构反映的是基本语义，这是翻译赖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
既然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之间存在“覆盖域”，那么，“覆盖域”必然会带来区域的界限问题。界限的存在具有对立统一的双重意义：一方面，“覆盖域”的界限区分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它对这些不同的系统也起着联系的作用。操不同语言的人存在着迫切的交际需求，而翻译正是实现这一需求的重要手段。在翻译活动的驱动下，“覆盖域”界限的一个方面总是朝向外部的空间，起到联系他种语言的作用，因而构成了双语转换的机制。此时，一种语言可以转换进入到另一种语言中，以此实现人们沟通的愿望。可以说，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流活动。
然而，仅从上述层面理解翻译是远远不够的。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交流活动，更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在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次沟通。语言的使用深刻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传达了不同的思想内容，丰富了社会文化的内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是构成文化的诸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它既区别于其他符号，又有其独特的优势，即语言可以解释构成文化的其他符号系统，进而解释文化，从而实现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而翻译主要凭借语言这一媒介，翻译活动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符号系统的这一特点。
将翻译从较为表层的语言符号引入到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来研究，就不难发现，在上述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覆盖域”概念下，实际隐含的是不同文化间的共通之处。也就是说，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内涵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它为翻译的顺利实现提供了更为深层的保障。这样说是因为，穿过语言系统“覆盖域”的界限，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虽实现了翻译，但其内容在翻译的目的语中仍然属于异类。作为目的语的语言现实，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接受，实际上取决于这些翻译过来的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多大程度上与目的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形成相似或同构。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寻求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跨越沟通障碍，通过语言符号表达思想、交流文化、传播文明。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代码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
然而同样值得深思的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翻译的实现虽然具备极大的可能性，但也存在诸多困难，甚至不可译性。由于不同的语言结构具有不均质和不对称的特点，不同语言系统间的符号很难完全吻合。这就导致了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覆盖的意义区域并非完全一致，其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也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困难既是语言符号的形态转换的困难，也是不同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和矛盾。
不同语言系统“覆盖域”的界限是双语转换的诱发机制，构成双语共享领域。通过这一领域，语言符号的每一次转换或翻译，都实现了信息的传递。通过不同程度的碰撞和冲突，意义的各个层面被激发起来，产生变形，从而创造出新的思维，形成新的意义。而这种新意义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因为此时的符号及其承载的文化具有了双重身份，丰富了翻译的源语和目的语，在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中，承担起了沟通的桥梁作用。这种桥梁作用有助于消除因种族、民族、社会、国家、心理等因素造成的偏见，扩大不同语言系统意义的“覆盖域”，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由此可见，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取决于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之后的认同和接纳。
可以说，翻译的使命在于形成文化的认同。文化观念上的认同又最终指向行为方式的认同和趋同，从而促使人类文明能够真正得以传播，资源得以共享。这正是翻译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